《明朝的那些事儿》(转载)

[1156]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1157]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

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迷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

一般说来,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上问题,本人全然不知。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迷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

闪电战

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伤心总是难免,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

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

[1158]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

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在当时,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疏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它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中。

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

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余情待报。

上一封大家都看得懂,这一封就需要翻译了。

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

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

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它也被埋入了纸堆。

顺便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还比较有名——名古屋。

今天的名古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

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

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

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

“急报!前日(二十四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已攻克尚州,现向王京(汉城)挺进,余者待查。”

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

“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

七月五日,辽东巡抚急报:

“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

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石星奏报:

“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两月,朝鲜全境八道已失七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鸭绿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1159]

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却发生在七年之前。

万历十三年(1585),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关白(相当于丞相),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名说话了。

所谓大名,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名,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羽前羽后,越前越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地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人长得很丑,和猿猴有几分神似,所以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子。

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就为这么个破事,心理实在太过阴暗)。日本史称“本能寺之变”。

[1160]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是有奶就是娘,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日本地名)地带的毛利县长,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贱岳(日本地名)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贱岳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贱岳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贱岳X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呆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个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呆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丰臣兄并非特例,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后来的如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1161]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昖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昖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

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占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明国,到时你就是明国的关白!

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1162]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只手都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者),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大名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极为强劲,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日语:三段击)

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1163]

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世,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这么个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关白后不久,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

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无人可挡,最后平安而回。”(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

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除此之外,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明朝就是一软柿子,不捏都会烂。

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1164]

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1165]

朝鲜的天才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一日名古屋

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

十五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十五万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如下:

第一军:小西行长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加藤清正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黑田长政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岛津义弘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福岛正则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小早川隆景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毛利辉元三万人

第八军:宇喜多秀家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羽柴秀胜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

首先,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浑名(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

[1166]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日本本土宗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贱岳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智将”(中国是日本地名),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

但必须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边倒。

[1167]

总而言之,是朝鲜军不断地跑,日本军不断地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二百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

当然,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毙了),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昖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

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昖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1168]

当然,李昖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李昖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拨接一拨地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谐,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李舜臣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

当然,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1169]

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海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嘉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归依织田信长,在与

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即第七军军长)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九鬼嘉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此三人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贱岳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1170]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未作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元均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

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

乌龟的战斗力

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动攻击。

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1171]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掘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龟!”

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档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

此外,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学名:跳帮),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帮,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

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1172]

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掘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人浑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地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地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日军二十六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九鬼嘉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六月十七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珍浦,在这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十三艘。

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

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七月八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十二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

七月十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二十一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钜被击毙。

七月十二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三十三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

七月十五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五次海战中,就数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

[1173]

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九鬼嘉隆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日本地名)地区盘踞多年,向来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绝不只他一个。

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

胁板安治统帅第一队,共七十艘战舰,作为先锋。

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三十艘战舰,负责接应。

九鬼嘉隆统帅第三队,共四十艘战舰,负责策应。

以上三队以品字型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嘉隆(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

九鬼嘉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庆尚道闲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

[1174]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战斗就已结束,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板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闲山大捷”。

总而言之,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在《日本战国史》中,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放下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全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权朴。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两千残兵,跑到了全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五百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权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梨峙大捷”。

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

[1175]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权应铢带领的义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展开大战。

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利(日方自承),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全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璞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六日,忠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

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清州城(朝鲜地名)都丢了,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一个月后(十月三日),他又率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朝鲜地名),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政府军早没影了),经过三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关原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

[1176]

时间,只需要时间

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1177]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1178]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1179]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1180]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1181]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1182]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1183]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1184]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1185]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解,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1186]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1187]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1188]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1189]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1190]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1191]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1192]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1193]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1194]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1195]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1196]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

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1197]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劲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1198]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1199]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120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幅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1201]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2)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1202]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1203]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1204]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205]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1206]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1207]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1208]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1209]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平壤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1210]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1211]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1212]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1213]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1214]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1215]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帐,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1216]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X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X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

[1217]

城下朝鲜同胞们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算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的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并不是防御的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1218]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拉到朝鲜,不破纪录,只为破城。

[1219]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信用

七星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三万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

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战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这下子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于是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1220]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幕场景的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1221]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又跳进冰水冷冻。古语有云: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呆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决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拚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1222]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从头拍到尾。

而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覆”;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修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1223]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

[1224]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

孤军之迷

攻陷平壤后,李如松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派遣军队,继续出击。

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

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

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面前。

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

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八千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还是很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一定要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越吹越神,这位仁兄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十八日,在城里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

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五六百人,明军仅阵亡六人。

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仅用十二天,平壤至开城朝鲜二十二府全部收复,日军全线崩溃,退往南方。

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王京。

[1225]

王京,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败退后,大部撤到了这里,至正月二十日,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五万,而且看起来也不大想走。在这里,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

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时,如果人数十倍于敌人,就围他,五倍,就攻他。

城里,有五万日军。

李如松的手上,也就五万人。

在守城战中,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用四万打两万,耍了无数花招,费劲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

五万人攻五万人,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突出的,胜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发布了一道命令:

总兵查大受、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三千精兵,前往王京探路。

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

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受(查大受)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

自平壤之后,日军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

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察。

其实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

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领两千骑兵向王京前进。

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没过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里距离王京,只有九十里。

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

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于是他想了一会,下了一道命令:

“我带一千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一千,随后跟进。”

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

[1226]

分兵之后,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据王京仅四十里,名叫碧蹄馆。

在这里,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这里就是查大受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

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

一天前,查大受得意样样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

要知道,这是在王京附近,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有好几万人,你带三千多人过来闹事,还想赶尽杀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于是缓过劲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据史料记载,此时聚集在碧蹄馆的日军来源复杂,除第一军外,还有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悉众而来)。

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查大受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杀退一批,又来一批,到二十七日晨,外围日军人数已达两万,查大受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

就在这时,李如松冲进来了。

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查大受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

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

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说来,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

其二,与查大受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

包围圈的缺口越来越小,四千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

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

[1227]

李如松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

“全军攻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

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

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深陷重围。

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外,也还是有资本的。

他的资本,就是身边所带的一千人。

列宁同志说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

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在日本战国时期,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

所谓骑铁,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

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

三眼神铳,全长约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

但问题似乎也未完全解决,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

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了,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

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

顺便说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

[1228]

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

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在平壤战败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为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

具体说来,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

据日本史料记载,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其中诱敌部队一千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

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查大受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诱敌的一千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的过去,打枪的不要。

日军的预期计划是,一千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

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查大受一路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一千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有了。

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查大受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蹄馆,尚未到位。

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蹄馆设伏,攻击明军。

于是当查大受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两万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

已经退无可退了,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查大受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底下这三千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

[1229]

这下日军喜出望外了,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

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四十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不得延误。

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是豁出去了。

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

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

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

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围匝数重。

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其实就是尾随。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

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

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

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该军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

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博如松甚急),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

[1230]

此时,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

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所以说在战场上穿着不能太时髦),手起一箭,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

主将落马后,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此刻,双方已鏖战多时,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日军正陆续由四面八方赶来(接续愈添,沿山遍野),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

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

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

关键时刻,杨元到了。

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

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

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

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二百六十四人,斩获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人,伤亡大抵相当。

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撒网捕鱼,鱼网破了。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

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中(如《日本外史》、《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两万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还得再找一万五千个垫背的,着实不易。

[1231]

虽然事情不容易办,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矶谷师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被打成了残废,死伤一万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却说就损失两千人,脸不红心不跳,由此可见,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说到底,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

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

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

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要硬攻,很难奏效。

其次,朋友是很难指望的。

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

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混人。

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

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

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划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死人气活了。

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

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王京是必须攻克的。

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

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查大受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

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分兵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

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

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

[1232]

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加固后方,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龙山。

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石,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查大受,率敢死队(死士)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

这么一来,事情就算是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认识是明确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十八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十九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

自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全线溃败,死失合计三万五千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

到了这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

四月下旬,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八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四万人防守。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一万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

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没钱就打游击,朝鲜战争也一样。

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免谈。

李如松在朝鲜呆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再这样打个几年,估计裤子都得当出去。

所以谈判,是唯一的选择。

[1233]

高档次的忽悠

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

所谓谈判,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

客观地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相对而言,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

说到底,这是个认识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事实上,以上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

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

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

现在,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惟敬。

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结果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沈惟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

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日方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

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

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

首先,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当时尚未撤出)。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王子官员。

沈惟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惟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

在第一次谈判时,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似乎也没这个打算。

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夫倭酋前后虽有乞贡之称,臣实假贡取事,原无真许之意。”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日本人是想谈和的,但我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

[1234]

这就是说,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

但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

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不过又闹不起,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了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

在这一点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梓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惟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

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惟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

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梓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人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

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丘八去谈判,不是明朝没人了,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

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想也没想,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

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还谈什么判?!

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惟敬、谢用梓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

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时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

当沈惟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

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

[1235]

沈惟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梓和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惟敬忽悠了。

于是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梓、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惟敬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

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

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该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

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

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

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

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

五、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

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

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交还朝鲜王子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

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

沈惟敬接受了。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

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

因为沈惟敬同志压根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惟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

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

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

[1236]

和谈结束了,沈惟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

按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星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

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星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惟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

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星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作出部署,仅留刘珽、骆尚志等人,率军一万五千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

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

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

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禄米),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伏,力战死。

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逊,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

[1237]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1238]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1239]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1240]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1241]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1242]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1243]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1244]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1245]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1246]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1247]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1248]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1249]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1250]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1251]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1252]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1253]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1254]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1255]

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綎

刘綎,字子绅,江西洪都(今南昌)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

刘珽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军官,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呆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珽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刘显打仗,是带着儿子去的。

自幼出入军营,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刘珽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镔铁大刀。

所谓镔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记载的:一百二十斤。

当然了,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綎同志不光举,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

每次我看到这四个字,都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很快刘珽就出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

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大刀兄虽然才二十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无畏,立下了战功。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万历十年,他又跑到了缅甸,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他已升任参将。

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也没人想用他,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

刘綎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查大受等人作战。

[1256]

到万历二十三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

现在,他的机会终于到了。

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戚家军,以及刘綎的车军。

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刘綎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它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

车军,共计五千余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

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完成第一波攻击。

待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

很明显,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时滴水不漏,攻时锐不可挡,凭借这支部队,刘綎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

所以他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

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侵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

可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九日,刘綎部逼近顺天。

小西行长和刘綎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就两个字:不打。

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

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綎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綎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

既然攻不下来,刘綎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

[1257]

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还举一反三,加上了忽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

开始也确实如此,刘綎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大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

这次,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綎谈判。

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綎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

从沈惟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綎,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

刘綎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綎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然而,十月三日,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

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

董一元到达泗川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

三年前,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

“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

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把石曼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

石曼子,就是岛津义弘。

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

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好用。

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洲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1258]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改良,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

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向来无人敢惹。

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

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

所谓突围,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眨眼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关原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一千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

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

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两万人,他也只有两万六千。

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

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每天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

现在,他表现的机会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明军刚刚到达泗川,他就等不及了,二十八日夜便率军一千,连夜冲入了泗川城内。

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

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相良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一百余人逃进内城。

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一万余人,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

话虽这么说,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

[1259]

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

十月初一,总攻击正式开始。

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

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

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

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

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

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

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曼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

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贵攻,他就守,麻贵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

就这么拖到十月份,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1260]

在这次进攻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是麻贵,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麻贵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十一月五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

说起来,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

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分,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地升,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可谓相当之牛。

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剿灭了许多叛乱军。

算起来,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

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朝士惜其才,不敢荐)。

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哈哈,爽。
3个小时看完

我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写完了就明白了。

[1261]

万历二十年(1592),陈璘出山,前往朝鲜。

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

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陈璘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

但纸包不住火,三年后,中日和谈失败,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石星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

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星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石星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

要论年头,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1592),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言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

但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接到朝廷调令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陈璘是总兵)的指挥。

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

[1262]

安置邓子龙后,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李舜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元均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

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世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是十分难搞的。

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种方式就是写诗。

一到朝鲜,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

不有将军在,谁扶国势危?

逆胡驱襄日,妖氛倦今时。

大节千人仰,高名万国知,

圣皇求如切,超去岂容辞!

就文学水平而言,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但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

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切,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到明朝去另谋高就。

纵观全诗,捧人是为了挖墙角,挖墙角也就是捧人,浑然天成,前后呼应,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写入教科书。

李舜臣被感动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表达自己的感慨。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齐心协力,驱逐倭奴。

我一直认为,像陈璘这样的人,无论明朝兴衰与否,他都是饿不死的。

在成功实现团结后,经过麻贵鼓动,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然而由于战局不利,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水军失去支援,只得铩羽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陈璘十分愤怒,然而没过多久,麻贵再次找到了他,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

[1263]

麻贵告诉陈璘:我军作战计划已定,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开赴海上。

陈璘问:所往何事?

麻贵答:无定事,来回巡视即可。

陈璘再问:那你准备干什么

麻贵回答:我哪里也不去,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璘,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麻贵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即使攻下,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谈判也是不可信的。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到了陈璘,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麻贵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中路军董一元、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总而言之,大家都不要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璘。而他的任务,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叫关门打狗。

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粮食。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事实证明,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十月中旬起,陈璘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率军多次扫荡,见船就抢,抢完就烧,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他干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但能抢,也能打,几次交锋下来,藤堂高虎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出来逞能(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躲不过也抢不过,日军叫苦不迭,特别是小西行长,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加藤清正占据蔚山,岛津义弘驻扎泗川,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只要躲过陈璘,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

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而且水路复杂,千回百转,进去了就出不来,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

[1264]

半个月下来,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小西行长没辙了,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一千两百个人头。

这意思是,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请功也好,杀头也罢,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真没办法了。当然,陈璘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

十一月五日,只要等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日军加藤清正、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准备撤退。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无意外,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背负着杀戮的血债,安然撤回日本。

然而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五大老(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向明军派出使者,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并每年交纳贡米、虎皮、人参,日方出于怜悯,将会考虑撤军。

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所谓的计策,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却很难被麻痹。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日本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小学生水平。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逃跑。

此时是十一月七日,麻贵命令,全军动员,密切注意日军动向,随时准备出击。

十一月八日,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日军即将撤退。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最后摊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明军并未阻拦。

[1265]

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

[1266]

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1267]

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在不安与等待中,十八日的夜晚到来。

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之前的泗川之战,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但毕竟是胜了,又被人捧为名将,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倒不是他俩关系多好,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别人不干,他偏干。

此外,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西行长,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

在这个世界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

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露梁海峡,竟然毫无动静,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

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共有六百多条船,队列很长,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

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露梁海口的时候,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

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大多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绝非寻常。在五十多年前,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俞家军。

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戚家军,以及俞家军。

俞大猷熟悉海战,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而他所创建的俞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熟悉水性和流向,善于驾船,并经过严格训练,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

经过五十年的淬炼与更替,他们来到了朝鲜,露梁海。

接到进攻命令后,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将日军归路堵死,并以十只战船为一组,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

[1268]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日军队列过长,而且毫无防备,转瞬之间,后部上百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虽然日军人数占优,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便听到了答案——可怕的轰鸣声。

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不用跳帮,不用肉搏,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备着一种武器——虎蹲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射程可达半里,虽然威力一般,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还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在炮轰、哀嚎、和惨叫声中,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当炮声响起的时候,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

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前进。

后军已经深陷重围,敌军兵力不清,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

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

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露梁海时,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李舜臣出现了。

被冷落三年后,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因为他的前任元均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

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无人可挡,而李舜臣,什么都没有。

九月十五日,藤堂高虎率四百余条战舰,闯入鸣梁海峡。

李舜臣得知消息后,即刻率少量龟船出战,确切地说,是十二条。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

四百对十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此战也必败无疑,除非奇迹发生。

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

战役结局证明,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经过激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鸣梁海之战。

[1269]

对李舜臣而言,这不过光荣的开始,而露梁海,将是传奇的结束。

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

此时,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如此清晰,只要跨过此地,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

在战场上,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敌方袭击,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失去战斗能力,其作用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是非常要命的一招。

很明显,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几乎不讲任何战术,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混作一团,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

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

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

而他的前方,仍然是一片坦途,很明显,明军并未在此设防。

那就继续前进吧,只要到达顺天,一切都将结束。

按照之前的计划,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陈璘启航出击。

出于隐蔽的需要,陈璘的军队驻扎在竹岛,这里离露梁海较远,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

而在此之前,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

然而陈璘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

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然而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宁静之中,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船只受创起火,两艘被重伤,一艘沉没。

没有敌船,没有炮火,似乎也不是自爆,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有鬼不成?!

[1270]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名字,叫做水雷。

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当然了,关于这东西,我也就了解这么多。相关细节,如引爆及防水问题本人一概不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玩意确实能响,能用。

陈璘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

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如果继续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

前行已无可能,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

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在乱军之中,李舜臣亲自擂鼓,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这一刻,他已盼望了已久。

此时日军虽受重创,但主力尚存,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应该说,他很勇敢。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

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李舜臣压根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他并不白给。

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组织五十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虽然龟船十分坚固,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船身多处起火,形势不妙。

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陈璘赶到了。

我确信,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陈璘不等部队列阵,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四条战舰。

于是,他也被围住了。

此时,已是十九日清晨。

无论岛津义弘、陈璘、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复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

在他的统一调配下,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璘和李舜臣的旗舰。

陈璘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也没有铁刺铁钩,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抽刀直奔陈璘而去。

事发突然,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关键时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

[1271]

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得鲜血淋漓,巍然不动(血淋漓,犹不动)。

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

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沉吟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璘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伏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挨牌而伏),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璘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

在日军思维中,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您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

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只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1272]

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1273]

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1274]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

[1275]

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

[1276]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1277]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1278]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1279]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1280]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1281]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1282]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1283]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1284]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1285]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1286]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1287]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1288]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1289]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养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1290]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1291]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1292]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1293]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1294]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129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1296]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呆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1297]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罗罗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1298]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1299]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干休,这会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1300]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游戏的开始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1301]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候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1302]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帐,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1303]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计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

[1304]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1305]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1306]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1307]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1308]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309]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1310]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1311]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1312]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1313]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1314]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书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泻,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1315]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

“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1316]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

“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候先春随即上书,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书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

[1317]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他就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的事,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

“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

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

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

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

[1318]

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

“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

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

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

“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

发配南京。

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

“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

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

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

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

于是大家都愤怒了。

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

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

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

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记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打破。

事办到这份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

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

[1319]

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

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

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

“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

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王家屏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位又冒出来了。

这位次辅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就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

必须想出对策。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

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

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

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

[1320]

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

万历六年,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

万历九年,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

“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

万历十三年,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

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

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促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

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

“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1321]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悬,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

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

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

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

“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1322]

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你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帐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连客套话都不说,开篇就骂:

“您先前说过,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

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

“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那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

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1323]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

“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

“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

“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

“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

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

“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

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1324]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

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人(今湖南湘潭)。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

“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

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

“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

“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

“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

“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

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

“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

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

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1325]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就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

“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淌混水,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

“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

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

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怠。

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

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

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想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1326]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

“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

“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

“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

“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

“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

“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1327]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1328]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1329]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很有趣。

有明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

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

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

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

[1330]

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因为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干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着。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巍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1331]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1332]

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也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廉颇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实在欺人太甚,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

[1333]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

“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再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1334]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

“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这位兄弟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第四。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1335]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最终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1336]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懵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

“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1337]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了结论: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338]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1339]

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1340]

梃击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就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1341]

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一出来,大家都懵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1342]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仁兄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消停了,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呆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1343]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帐。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呆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他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1344]

说起来,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皦生光。

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

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皦生光。皦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1345]

但无论如何,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藩,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皦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1346]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瘫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皦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这个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皦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皦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1347]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混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1348]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7),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最后一个也走了。

内阁没人呆,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1349]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1350]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1351]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只要细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算数,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1352]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353]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1354]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看完这段话,我的感觉是: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折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很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1355]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混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了。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具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1356]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1357]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1358]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1359]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1360]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1361]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1362]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

[1363]

考试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

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

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

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

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

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

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

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

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

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1364]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1365]

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作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1366]

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1367]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1368]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1369]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1370]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解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1371]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混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滑,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1372]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

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

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就没官。

老子曾经说过,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

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额,应该是一百余人。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个部没有都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累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都察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一年巡到头,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足足在外巡了六年,才找到个替死鬼,回了京城。

基层御史只有五个,高层御史却是一个都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

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当时的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死顶。

其实候补进士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你能咋办?

最搞笑的是,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

[1373]

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廷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就没发。

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压根就没人,鬼来发证?

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自然无人理。

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

当官很难,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了,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1374]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

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

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

不世之功臣

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

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

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

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乱到十年之内,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

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

[1375]

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

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

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

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

隆庆四年(1570),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却没人办交接手续,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

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闹事的部落很多,要全列出来,估计得上百字,大致说来,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

蒙古方面:插汉部,首领土蛮。泰宁部,首领速巴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

女真方面:建州女真,王杲部。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清佳努、孟格部禄。

这些名字很难记,也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

以上这些人中,最不消停的,是土蛮。他的部落最大,人最多,有十几万人,比较团结,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漫天烟尘,铺天盖地,明军看到就跑,压根无法抵挡。

所以李成梁来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算是年年打,月月打。

总打仗不奇怪,奇怪的是,李成梁每次都打赢。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欺负你。

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此外,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

看到这段史料,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

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不说,万历十年(1582),连首领速巴孩都中了埋伏,被砍了脑袋。

蒙古休息了,女真精神了。

[1376]

女真,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到万历年间,主要分为四个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

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一直比较穷,吃饭都成问题,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建州女真。

当时的建州女真,头领叫做王杲,这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

他原本在这里当地主,后来势力大了,明朝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官位不低,这人不满意,自封当了都督。

王杲的地盘靠近抚顺,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收入很高,这人不满意,诱杀了抚顺的守将,非要去抢一把。

因为他经常不满意,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万历元年(1573),找个机会打了一仗。

开始明军人少,王杲占了便宜,于是他又不满意了,拼命地追,追到后来,进了李成梁的口袋,又拼命跑,从建州跑到海西,李将军也是个执着的人,从建州追到海西,王杲束手无策,只能投降。

投降后,属下大部被杀,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剐了。

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叫阿台,是王杲的儿子。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

建州女真完了,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中,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

应该承认一点: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是相当无耻的。

万历十一年(1583),叶赫部首领,贝勒清佳努率两千余人来到开原,准备进行马市贸易。在这里,他们将用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

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次不同。

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时,守城明军拦住了他们,说:

“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

清佳努想了一下,回答:

“好的,我只带三百人进城。”

但当他入城后,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是一片空地。

然后,他听到了炮声。

炮声响起的同时,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数千名明军蜂拥而起,短短几分钟之内,清佳努和三百随从全部被杀,城外的明军也很有效率,叶赫部只跑掉了四百四十人。

然后是哈达部。

[1377]

相对而言,哈达部人数少,也不怎么惹事,李成梁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但不幸的是,哈达部有个孟格部禄,孟格部禄又有个想法:和叶赫部联合。

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甚至也不是女真,他选择敌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强大。

强大,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就必须消灭。

本着这一指导原则,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将部落主力歼灭,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静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

如果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挑出矛盾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人,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

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一场战役。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阿台出现了。

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带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他成功地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继续与明朝对抗。

对付这种人,李成梁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他自抚顺出兵,攻击阿台的营寨。

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阿台非常顽强,李成梁竭尽全力,放火强攻全用上,竟然未能攻克,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两个帮手。

这两个帮手,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一个叫尼堪外兰,另一个,叫觉昌安。

这两位都是当地部落首领,所以李成梁希望他们出面,去找阿台谈判,签个合同把事情结了。

当然了,遵不遵守合同,那就另说了,先把人弄出来。

两个人就这么去了,但是,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动机。

同为建州女真,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身份。

尼堪外兰是附近的城主,之所以帮助李成梁,是因为除掉阿台,他就能够获得利益。

而觉昌安跑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阿台是他的孙女婿。

当两人来到城寨下时,不同的动机,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

[1378]

觉昌安对尼堪外兰说,我进去劝降,你在外面等着,先不要动手。

尼堪外兰同意。

觉昌安进入城内,见到了阿台,开始游说。

很可惜,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说得口干舌燥,阿台压根就没反应。

时间不断逝去,等在城外的尼堪外兰开始不耐烦了。

但他很明白,觉昌安还在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动手。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成梁的使者来了,只传达了一句话:

“为何还未解决?”

对李成梁而言,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

但这句话,在尼堪外兰的脑海中,变成了命令。

他之所以跑来,不是为了觉昌安,更不是为阿台,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为了李成梁的支持。

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他走到城寨边,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

“天朝大军已经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出路,太师(指李成梁)有令,若杀掉阿台者,就是此地之主!”

这是一个谎言。

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因为李成梁虽不守信用,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

但事实证明,人穷志短,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

应该说,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激烈讨论,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

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最后被乱刀砍死,连觉昌安也未能幸免。

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该干什么,趁乱带兵杀了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尼堪外兰的那个合同(估计知道了也没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办事也绝了点——城内共计两千三百人,无一生还。

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世,同样死在城里。

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这实在无关紧要,多死个把人无所谓,在他的战斗生涯中,这只是次微不足道的战斗,打扫战场,捡完人头报功,回家睡觉。

尼堪外兰倒是高兴,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毕竟讨好了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1379]

万世之罪首

努尔哈赤很气愤——他应该气愤,他的祖父、父亲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看起来,李成梁害死了他的两位亲人,实际上,是五个。

如果你还记得,觉昌安所以入城,是为了阿台的妻子,自己的孙女,当然,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她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是第三个。

而阿台,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他是第四个,然而,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远比你想象得复杂得多。

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女真世袭贵族,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

滑稽的是,虽说家里成分很高,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却很低,家里五兄弟,他排行老大,却很像小弟,从小就要帮着干活,要啥没啥。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女真部落,大都穷得掉渣,所谓女真贵族,虽说不掉渣,但也很穷,所以为了生计,小时候的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

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杲。

现在,先洗把脸,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努尔哈赤的母亲是王杲的女儿,也就是说,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但是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这还好,要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世这辈,就更乱了,因为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又是他的小舅子。

乱是乱了点,考虑到当时女真族的生存状态,反正都是亲戚,也算将就了。

你应该能理解努尔哈赤有多悲痛了,在李成梁的屠刀之下,他失去了祖父觉昌安、外祖父王杲、父亲塔克世、堂姐XX(对不起,没查到)以及舅舅阿台(兼堂姐夫)。

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愤怒地质问道:

“我的祖父、父亲何故被害,给我一个说法!”

明朝的官员倒还比较客气,给了个说法:

“对不住,我们不是故意的,误会!”

很明显,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所以明朝官员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安抚努尔哈赤受伤的心灵。

这份礼物是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一份都督的任免状。

马和任免状大家都知道,我解释一下这敕书是个什么玩意。

所谓敕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贸易许可证。

[1380]

当时的女真部落,住在深山老林,除了狗熊啥都缺,过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要动粗,抢劫的经验又比不上蒙古,明朝不愿开放互市,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了这个折衷的方式,一道敕书,就能做一笔生意。三十分敕书,就是三十笔生意。

明朝的意思很明白,人死了,给点补偿费,你走人吧。

客观地讲,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低,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

然而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

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和收了钱不办事,似乎是异曲同工。但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然后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统一女真。

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等。

本人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

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自己打猎、采集蘑菇,到市集上换东西,生活艰苦,所以意志坚定,渴了喝泉水,饿了啃人参,所以身体强壮,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所以极会打仗。

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所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

这绝不可能。

努尔哈赤起兵时,他的武器是弓箭,不是导弹,他带着十三副铠甲,不是十三件防弹衣,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这个小人物,只用了三十多年,就统一了女真、建立了政权,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并正式向明朝挑战。

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

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

我并不是阴谋论者,却惊奇地发现,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都详细地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李成梁的冷漠残酷、努尔哈赤的无助,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好朋友。

[1381]

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不但认识,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

据说努尔哈赤少年时,曾经因为闹事,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被释放了,不是李成梁放的。

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老婆(小妾),而她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人长得好(奇其貌,阴纵之出)。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一同到过京城,凡此种种,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

而种种迹象表明,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身体好外,似乎还很会来事儿。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拍起马屁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史学者孟森语)。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

当你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的第二版本,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接受委任,管理部落。

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努尔哈赤部的死敌,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贝勒清佳努被讨伐,所部两千余人全部被杀,势力大减。

此后不久,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自认有功,投奔李成梁,李成梁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

万历十五年(1587),海西女真哈达部孟格部禄联合叶赫,被李成梁发现,随即攻打,斩杀五百余人。

万历十六年(1588),叶赫部再度强大,李成梁再次出击,杀死清佳努的儿子那林脖罗,斩杀六百余人,叶赫部实力大损,只得休养生息。

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蒙古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组成联军,攻击努尔哈赤,失败,被杀四千余人,史称“古勒山之战”。

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一半留存,一半交叶赫部。自此,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不共戴天。据说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曾放言如下:

“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亦将倾覆之!”

叶赫部居住于那拉河畔,故又称叶赫那拉。

[1382]

这是几条似乎毫无关联的历史记载,其中某些之前还曾提过,但请你联系上下文再看一遍,因为秘密就隐藏其中。

如果你依然不得要领,那么我会给你一个提示——李成梁的习惯。

所谓习惯,是指一个人多年来不会轻易改变的行为方式,比如李成梁,他的习惯,是谁露头就打谁,谁强大就灭谁,蒙古如此,叶赫部如此,哈达部也如此。

然而这个习惯,在努尔哈赤的身上,失效了。

整整十年,努尔哈赤从一个弱小部落逐渐强大,统一了建州女真,对如此庞然大物,李成梁却视而不见,海西女真四分五裂,叶赫哈达部只是刚刚冒泡,就被他一顿猛打,压制下去。

这种举动,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形容——选择性失明。

更有意思的是,偶然之间,我还发现了一条这样的史料: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争爆发,李如松奉命出征,此时,一个人自动请缨,要求入朝作战,保家卫国,支援李如松,当然了,这位仁兄我不说你也能猜到——努尔哈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是一伙的。

一切都从万历十一年的那场误会开始,劝降、误解、误杀,但接下来,真相被掩盖了。

等待着努尔哈赤的,并不是陌生、冷漠、孤独,而是交情、歉疚、庇护以及无私的帮助。

打击潜在的对手,给予发展的空间,得到的回应是,服从。

李成梁庇护努尔哈赤,和局势无关,只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个听话的亲信。

努尔哈赤主动请战,和明朝无关,只因为他认定,李氏家族是他的盟友。

而当若干年后尘埃落定,重整史料时,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得到敌人扶持、帮助的首领,是不太体面的。

所以掩盖和创造就开始了,所以几百年后,历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1383]

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情,他扶植了努尔哈赤,培养了明朝的敌人。

但公道地讲,他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所谓的汉奸。

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努尔哈赤,不过是一只柔弱的猫,给他吃穿,让他成长,最后成为一只温顺、听话的猫。

这只猫逐渐长大了,它的身躯变得强壮,叫声变得凄厉,脚掌长出了利爪,最后它亮出了獠牙。至此,我们终于知道,它不是猫,而是老虎,它不是宠物,而是野兽。

但李成梁的观察能力,那真不是普通的差。

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在此之前,他已打垮了蒙古、叶赫、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除了努尔哈赤。

非但不打,还除掉了他的对手,李成梁实在是个很够意思的人。

十年后,李成梁再次上任,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极其壮大,但在李成梁看来,他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放弃六堡。

六堡,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若丢失此处,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不可阻挡。

而此时的六堡,没有大兵压境,没有粮食饥荒,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不需要、不能放弃。

然而李成梁放弃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正式放弃六堡,并迁走了这里的十余万居民,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李成梁将军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还以此向朝廷报功,所谓“招抚边民十余万”,实在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

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六堡,明朝的繁荣、富饶,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那一刻,他终于看到了欲望,和欲望实现的可能。

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成梁去世,年九十,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建功一世,祸患千秋,万死不足恕其罪!

[1384]

几个月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天命汗。这说明他还是很给李成梁面子的,至少给了几个月的面子。

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这些名词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女真,是唯一的女真,是努尔哈赤的女真,是拥有自己文字(努尔哈赤找人造出来的)的女真,是拥有八旗制度,和精锐骑兵部队的女真。

辽东已经容不下努尔哈赤了,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也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现有的财富和土地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眼前这个富饶的大明帝国,将是他的唯一选择。

好了,面具不需要了,伪装也不需要了,唯一要做的,是抽出屠刀,肆无忌惮地砍杀他们的士兵,掳掠他们的百姓,抢走他们的所有财富。

杀死士兵,可以得到装备马匹,掳掠百姓,可以获得奴隶,抢夺财富,可以强大金国。

当然了,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因为一个强盗,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但对一群强盗而言,理由,是很有必要的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

“今岁(年),必征大明国!”

光叫口号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

四月,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七个。

此即所谓七大恨,在文中,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全文就不列了,但值得表扬的是,在挑事方面,这篇文章,还真是下了点功夫。

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下的,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边界问题:擅自进入我方边界。经济问题: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外交问题: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这个理由好像很眼熟)。

其中,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部,对自己不公。

对于这句话,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应该是有话要讲的。

这个七大恨,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凑热闹的事我就不干了。我只是认为,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想抢,抢就是了,想杀,杀就是了,何苦费那么大劲呢?

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目的十分明确。

抢掠,其实无须借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

[1385]

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不懂权谋,却很狡猾。

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

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

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须催促、无须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

生存很困难,所以为了生存,必须更加狡诈、必须更加残暴。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明天,女真部落三千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

第二天(十五日)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

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一片平静。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

李永芳,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简单介绍下——是个叛徒。

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

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

明军自然不肯干休,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

[1386]

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对努尔哈赤而言,继续抢下去,有很多的理由。

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拿东西去换太麻烦,发展手工业不靠谱,抢来得最快。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草地荒芜,野兽数量大量减少,这帮大爷又不耕地,粮食不够,搞得部落里怨声载道,矛盾激化。

所以继续抢,那是一举多得,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又能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还能转嫁矛盾。

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

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

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

到了清河,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

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

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

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

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本人语

会战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1387]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1388]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1389]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1390]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

[1391]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1392]

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此时他的位置,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綎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1393]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1394]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1395]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1396]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397]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1398]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1399]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1400]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1401]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1402]

红丸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1403]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

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

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

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

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还算凑合。

可问题是,这事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1404]

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1405]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1406]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1407]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1408]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

“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劲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1409]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1410]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

八月二十三日

内阁大学士刘一璟、韩旷照常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进献“仙丹”。

此时首辅方从哲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

刘一璟和韩旷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直接把这人打发走了。

很明显,这是一件小事,而小事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

但某些时候,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

两天后,八月二十五日

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他特意叫上了杨涟。

对此,所有的人都很纳闷。

更让人纳闷的是,此后直至临终,他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叫上杨涟,毫无理由,也毫无必要。或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叫杨涟的人,非常之重要。

他的直觉非常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