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内需”与 增加政府支出
“扩大内需”的一大手段乃是增加政府支出，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作为强力机构而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天然注定了其毋须亦无法为其处置财富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因而可以认为政府与经济效益原则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而这正是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以及中国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而市场制度并未能改变政府与效益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使得增加政府支出常常会导致效益低下乃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而是反效益和背离经济法则的，它可能短暂地刺激了内需的畸形活跃，从长期来说则因其减损社会财富而必然性地造成内需萎缩。如车流量太小而达不到一定规模的高速公路、亏损严重的民航等，无不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说明此类基础设施脱离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乃牺牲公共利益以服务于“贵族”的奢侈消费。当然，扩大政府支出并非“一无是处”，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曾经揭示的：一项政府投资哪怕是毫无效益可言，其参与者（尤其是官员）也会大发其财，这就是所谓“重在参与”吧！“要致富，先修路”更是无比生动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路”作为腐败的沃土同时亦为“前仆后继”的贪官们所无可辩驳地证实。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而是表明基础设施乃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且须以市场制度保障其效率而政府仅胜任筹资者的角色，出于“扩大内需”的目的难免会适得其反。须知，正如萨伊所指出的，政府乃非生产性组织，天然缺乏创造财富之功能，一切政府支出只能源于税收（包括变相的税收如通货膨胀）。因此，无论政府支出有多大，它都是源于社会总收入而非权力的“点石成金”，政府支出的增加意味着民间支出能力的同等减少，即总需求依然不变，内需不可能扩大。
况且，与大兴土木相比，义务教育和全民福利体系的建立无疑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可以说，义务教育作为“第一人权”，乃是实现平等和其它一切自由权利之前提，亦为提高国民素质、选拔和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福利体系既是人性和正义之必然要求，也是市场制度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之要件，否则自由竞争更难以充分实现。在生态灾难空前严峻的今天，健全的福利更是使农民消除后顾之忧而自觉少生乃至不生以从根本上减少人口与促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治本之策，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只会使危机积重难返。在人均GDP达1000美元的中国，实施义务教育和全民福利在经济上已不成问题，仅取决于我们是宁愿选择看得见的“政绩”及随之而来的“洪水滔天”，还是在道德、良知和理性的指导下以“人口负增长、经济微增长和环境正增长”为手段而追求自然正义与真正的文明。
二、“扩大内需”与公务员加薪
公务员并非生产者，其存在实系对社会财富的消耗和浪费，撇开其作为“必要的恶”的政治意义不谈，在经济上公务员纯属“寄生虫”而“不劳而获”且无任何财富作为回报与交换，唯一最经济的政府形式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孟子云：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而公务员即为“食之者”，是内耗而非扩大内需，其所费越大，则越无异于“经济黑洞”而疯狂吞噬和毁灭财富。无论是否加薪，公务员之薪金皆出自于百姓钱袋，全然是财富和需求自民间向公务员转移，何来“扩大”之说？“扩大内需论”不过掩盖了政府“空手套白狼”之实而极具欺骗性，使人误以为公务员薪金乃“天上掉馅饼”，不仅不是对民间的“掠夺”反而“扩大”了需求而让人们有事做有钱赚，岂非“善莫大焉”？再从消费倾向观之，若为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广大最低收入者“加薪”，较之实不啻为“贵族”的公务员而言，这些“饿汉”的消费欲望难道不是强烈百倍而更能刺激内需吗？故愚对我国的凯恩斯们的“加薪论”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明显违反常识和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而难免有“权贵经济学”之嫌。至于公务员应否加薪，亚当·斯密早于200余年前就已指出，公务员作为一个稳定而几无失业之虞、体面乃至高贵的职业，其报酬理应低于高难度高风险行业；同时直面我国现实，3000余万公务员享受着绝大多数人无法企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特权，其货币工资从全国人均水平来看并不低，加之“不可估量”的隐性收入，公务员待遇应在13亿人口中最富有的5%之列，起码也是中高收入以上，这应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不计其数的人“削尖”脑袋拼命挤进公务员队伍而造成政府规模空前膨胀的事实即为明证。由是观之，公务员加薪于理论和事实皆相悖，即使它有某种必要性，亦远不能与教育和社会福利同日而语。难道有钱加薪而无钱为义务教育“买单” 并使穷人免于饥寒之虞吗？倘若公务员真能扩大内需，则精简政府必危害经济发展，倒不如建立一个“十羊九牧”的超级政府！
三、“扩大内需”与教育产业化
表面上，教育产业化可谓冠冕堂皇，借助学生为教育付费而“扩大内需”。其实际后果则造成“贵族教育”，许多农民因公共教育经费严重向城市“逆流”而失去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高昂的大学收费更是令其望而生畏，“不学无术”的市民则在“教育消费说”的幌子下以金钱开道垄断了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优等教育，使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异化为某种程度的“有能无钱莫进来”，这既有悖公正，亦践踏效率而背离教育之功利目的。主要正是由于巨额的教育费用，使得人们普遍产生了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于是储蓄迅速攀升，需求更加萎缩，物价只跌不升。“内需论”为了区区百亿元的教育消费而使存款剧增到今天的8.5万亿元，难道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吗？
四、“扩大内需”与旅游经济
旅游经济如何呢？旅游不过是将财富向旅游行业转移而已，它没有创造任何财富，故旅游经济之说不足成立。旅游的实质是对自然环境的践踏和破坏，它所暴露的乃是旅游者的为富不仁——不仅通过日常的高消费而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更不惜“身临其境”蹂躏之！旅游作为地广人稀的西方人“专利”，全然不适于人满为祸生态灾难空前严峻的今日中国，它绝对是食之有毒的奢侈品。如果说外国游客能带来财富的话，国内旅游则犹如财富从同一人的左手转移到右手而几无积极意义。故与其发展旅游业而沦为大自然和子孙后代的罪人，毋宁通过税收“劫富济贫”以废除富人的“旅游武功”并将财富直接向包括风景区在内的穷人转移，不是同样可以拉动内需且保全大自然吗？
五、“扩大内需”与轿车文明
轿车文明严重脱离人多地少、生态危机重重之特殊国情。轿车的制造和使用是一种显而易见乃至主要的环境灾难，与此同时道路和停车场将占用越来越多本就稀缺的土地，而科技只会加剧却无力改变这一切。倘若轿车主要用于出口，本无可厚非；假如目标是驶入富人家庭以拉动内需和让失业者有活干，那就悖离了轿车的性质和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因为轿车作为交通工具，其用途乃在于促使人们交往和交流的畅通与便捷，倘若没有轿车亦能达致此目的，则轿车便是多余和有害的。而公共交通工具较之轿车远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交通和环保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轿车泛滥而以堵车闻名于世的曼谷和严厉限制轿车而交通十分发达的新加坡即为鲜明的例证。今天的中国本应深刻反思许多国家的前车之鉴而珍惜与发挥后发优势，却反而“为轿车而发展轿车”以放纵富人的情欲，破坏节俭之美德。这种行为与万里长城一样，只能暴露出我们的巨大破坏力及对人和自然母亲的残忍。须知，轿车不能当饭吃，甚至挤占我们用于吃饭的资源，除了符合轿车工业和富人的特殊私利外，于公共利益有何裨益？何况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生产者乃为消费者而存在，如果一项产品是消费者所不需要或违背公共利益（如毒品、杀手等），那么所谓内需和就业竟能成为该产业存在的“理由”？以此观之，轿车即类似有害无益的“毒品”，与其视之为文明之象征，毋宁说是一场大浩劫。
六、“扩大内需”与富人经济
由于我国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富人与穷人的基本需求并无太大差别，这就造成富人消费倾向的明显偏低（与收入不成正比）而致内需持续乏力。于是有人主张富人的奢侈性消费――如以公共财政修路却减少身为最大受益者的私车族的税费而不让其照价“买单”，这颇有“劫贫济富”之嫌；提倡两套房和别墅消费等。固然消费本系个人自由而他人无权干预和影响，经济学者亦概莫能外。纵然上述奢糜性消费能刺激内需，但其后果在相当程度上却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两套房）而有悖环保和经济学精神。若为了“扩大内需”而不择手段，甚至“包二奶”也是合乎“经济学”的了！事实上，富人低消费一点错也没有。首先，资本源于节俭，只有节俭方能产生资本，之后才会有投资、生产、就业和财富，这是亘古不易的。其次，低消费意味着富人将其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这对社会最为有利；它更使贫富鸿沟自动缩小乃至消失，富人过着普通人的简朴生活而不再是“富人”，他们竟能与穷人“同甘共苦”，这样的富人不是很高尚吗？如果富人真的不愿挣钱了，就鼓励他们从事慈善等公益事业，那也远比教唆其“朱门豪宅，花天酒地”更合乎理性与道德。
因此“扩大内需论”在理论与事实上皆不能成立。
非也非也…楼主懂得:扩大内需"那也应该知道事物的两面性,而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这一点,知道利的一面大过X的一面,试问,扩大内需,最后得益的是谁?是广大人民群众,即使政府真的因此增加了少许财政赤字,但他最终完成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那就物有所值了.
我是打工一族…中国占世界人口1/5,自己的市场不开拓,难不成还留给别人来开拓,然后还拼了老命去进攻人家呀?
打工一族竟有如此奇人……
晕死…打工也是人呀,有什么好奇不奇的…萧萧也太吓人了吧??
我是想不到被剥削最重的打工一族竟然有人说剥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