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蜕变——从“民族主义者”到“自由派”
转型期的中国，也是"诸子百家"大鸣大放的"战国时代"。自由主义、新左、民族主义、新保守……哪一方不是满脸的征尘和疲惫，在随时提防拍将过来的板砖的同时，还得腾出工夫来朝对方脸上啐口水。因此，在这样的时候，谈论思想的蜕变有相当的风险：每一种"主义"都在急剧地变身，你本以为是在同魔鬼作战，可转眼间，魔鬼就变成了风车；你像蛇一样瞄准猎物，兜着圈子紧追不舍，直到咬了尾巴，才知道原来伤了自个。然而，问题本身却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得无法容忍须臾的放置。因为，从所有意义上说，我们已没有时间，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甚至连最后的机会都已经沦丧了大半。
1998年岁暮，领导人访日。中日两国，特别是两国民间社会，对战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日 本的首次出访，冀望甚殷，期待特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被认为"亲日"的金大中总统访问日 本，与日 本首相小渊惠三签署了旨在清算过去、面向未来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日韩伙伴关系》的共同宣言，以日 本的书面"谢罪"为条件，韩国实行了包括影视、音乐在内的文化市场对日全面解禁、开放。其后，韩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两国不仅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2002年），作为"东亚一体化"重要一环的FTA（自由贸易协定），韩日谈判也取得了远大于中日的决定性进展，有望在近期达成谅解。
连区区韩国都获得了（书面）道歉，遑论我们？领导人成行前，自信满满，成竹在胸。日 本政府官僚们事先放出了什么颜色的探测气球不得而知，反正连当时负责首脑会谈前的实务谈判的中方外交口高官似乎也在释放某种乐观空气。
后来的"演出"表明，无论领导人，还是向领导人拍胸脯的外事口高官们都被涮了：表面憨厚木讷、内心隐忍坚定的小渊惠三拒绝了中方"书面谢罪"的要求，只答应口头道歉。领导人的搓火可想而知。出于对被日方"欺骗"的愤懑和反动，他老人家几乎把在日逗留期间所有的外交场合统统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讲坛，大弹特弹中日"历史问题"：在早稻田大学"大隈堂"演讲的时候，面对台下右翼学生的叫嚣和（与中国留学生的）殴斗，谢绝了校方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无论去哪个国家都喜欢随口说上几句那个国家的语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但面对日 本政治家的奉承，他并不买账，“我的日语是在殖民主义时代被迫学习的。如果让我自主修习的话，以我的才具，应当会更好一些。”
最是那一幕，让中国人血脉贲张：出席日 本天皇的招待宴，身穿中山装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笑容，黑着脸自始至终在谈论历史问题。翌日，日 本的各家大报纷纷发表社论、社评，称领导人接受天皇夫妇的宴请，居然"不穿礼服"，还"大谈历史问题、爱国主义"，“有失礼仪"云云。这里，日 本记者多少有点装糊涂。因为，日 本人不是不知道，当代中国人穿西装并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而中山装（洋人管它叫"毛制服”）是当然的正装、“礼服”。
此时，笔者正值"人在东京"。不巧的是，一年前来日时新买的电视机居然坏掉了，要拿出去修（以品质卓越傲然于世的东洋电器，居然让我赶上了万分之几的等外残次品？）。无奈，关心国是的笔者只能每天狂读三大日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日 本经济新闻》）和各种周刊，从当时还不甚发达的因特网上搜集信息，跟踪中日两国的舆论、反应，与日 本记者朋友喝酒、交流，目的只有一个，思考领导人访日的意义，找出中日关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发展的线索。但我的努力基本上成了枉然。
我注意到，中国国内对领导人访日的报道，基本上是一种声音，众口铄金，充满了"划时代"、“理性”、“外交智慧”、“成功"等肉麻、廉价的吹捧，对于其背后的外交博弈、政治交易及日 本主流社会的反应，则鲜有披露。譬如，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被定位为中日关系三个"基本文件"之一、对面向21世纪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指导性作用的"联合宣言”（即《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两国政府签署的另外两份文件（即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同，它居然是一份没人签字的文本。而没有签字原因，恐怕只有去问老领导人和随同其出访的外交高官才能得到答案。姑且不论这份旨在"指导"两国关系在21世纪发展走向的"联合宣言"在多大程度上契合、规范了中日关系的实态，一份从来没被正式签署的外交文书在国际法上究竟具有何种效力，构成多大的约束，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历史上，中日间曾有过多宗悬案（诸如"田中奏折"的存在与否，孙文曾否承诺日 本对满蒙的特殊权益等）。百年之后，"联合宣言"签字之谜，会不会成为新的历史悬案？
中国历来有种说法：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多是亲美派，而日 本回来的则都成了**派。这种对海归分子的"离间"性说法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却在某种意义上言中了美国和日 本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亲密的一对联盟国家各自的要害。对美国来说，基本是好话，山姆大叔虽然听了受用，但却早已是老生常谈，听听而已，并不做什么反应。而日 本则不一样，囿于文化历史的缘故，日 本远没有美国那么"坦"，虽然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姿态，但内心里多少还是有种放不下的紧张感。所以，日 本如果对他国，对国际社会做了什么善行、义举的话，基本上是要期待回报的。从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到接纳他国派遣的官费留学生，日 本政府都要在实施之后，派员跟踪调查，以观其效。我的朋友、北京学者王小东先生曾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二批享受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的公费留学生在日 本留学。学成回国13年后，重新被日 本外务省请回日 本，乘新干线、泡温泉、发零花钱，好吃好喝好招待，美其名曰"考察"，实际上是一种旨在精英层中培养"亲日派"的"亲善"行动。据我所知，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拉拢精英的做法，“古已有之”，至少在"满洲国"时代就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 本人相当古板，对于被认为是"有用"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轻易丢弃。
话扯远了，赶紧拉回。总之，笔者不是"精英"，更不曾受到日 本的拉拢，所以，回国后就自然而然成了"**派"。说是"派"，其实从未参与过任何针对日 本的、请愿活动，更不会在BBS上朝日 本人或"亲日派"扔板砖，吐唾沫。但我却从内心抵触日 本，与日 本人刻意保持着距离。虽然我通晓日语，有很好的日 本朋友，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不看日 本的东西，很少与日 本人沟通。现在想来，那其实是相当自闭的状态。但我却似乎自满、自足于此，在一种自我营造的对于历史、现实的虚幻理解中，消费着对日 本的想象，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想象中的"中国"的形象。至今难忘数九寒夜，在位于北三环安贞桥的火锅店里，一面竭力对日 本朋友解释为什么要相信中国，只要保持耐心，假以时间，经济的发展一定会给世界带来一个面孔清新、有亲和力的中国，一面苦口婆心地劝那些思想激进，认为西方的体制是中国无法绕过的必修课的北京朋友，"其实日 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情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化，持续20年的改革涉入深水区，那种一个新政策出台，人人受益的时代已经终结，用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的话说，我们已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在经济上，中国集中体现了过去为我们百般诟病、歪曲的所谓"资本主义"所有最邪恶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世界，已没有比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度。在"小康"生活成为全民信仰，GDP崇拜成为新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诠释的时代，用北京作家余世存先生的话说，我们的社会已然从"后极权"社会悄然过渡到"次法西斯"社会。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互联网的勃兴和媒体社会雏形的产生。前者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坐大，后者则有利于多元社会的形成。
几乎与新世纪的降临同步，2000年前后，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媒体开始出现，它们以纸媒为主，包括一些学术、新闻网站和论坛。尽管依然受制于舆论环境和资金链条，但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原因，更由于编辑团队的异质构成，使其从版式到内容都已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化的体制内媒体。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认为中国的大众传媒社会已经到来，但纵然仅仅是雏形的产生，也已对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功莫大焉。
前此已经在传统媒体上小有尝试的笔者，对于这种后来被称为"新锐主流"的媒体的出现兴奋不已。回国后，马上就结合对日 本问题的关注，开始了评论活动，成为一名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发言的"意见人士"。
回过头来看，开始的时候，我更多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日 本和中日关系。这既是大环境使然，坦率地说，也与我个人的经历、遭际有关。事实上，学会用一种平和、理性、尽可能公正的视角来看待日 本和中国的问题仅仅是近一两年来的事情。与其说是日 本，不如说是中国给了我更多的刺激。
对笔者这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而且随着历史的延伸，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SARS、孙志刚案、李思怡案、刘涌案、黄静案，……好像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一年激化，所有的冲突都在这一年爆发，所有的情感都在这一年崩溃，所有的眼泪都在这一年淌干。这家国多难的一年，后来被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命名为"新民权元年"。
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随着一系列貌似偶发，实则必然的事件的出现，凸显了双边关系中长年被遮蔽、被压抑的结构性矛盾，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从根本上动摇了"1972年体制"，中日关系进入了漫长的战略调整期。
任何良知未泯，自省机制和自我判断能力尚未失衡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以2003年为序幕的权利觉醒之后，不可能看不出中国问题的症结何在。尽管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日 本，尽管我们依然可以在大众传媒上无所顾忌地"敲打日 本"而不问对其是否公平，但我们却不能不思考：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一味"敲打日 本"，能使我们获得什么？
当我们终于能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答案确实很茫然。我们不久就发现，中国的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出在我们的体制上。如果"敲打日 本"能加速中国自身的民主化，能换来民族的繁荣和富强，纵然对日 本有失公平，那么我们也不妨从策略层面上加以考量，然后再以其它形式来平衡、补偿对日 本的不公（毕竟历史上日 本也做了太多对中国有失公平的事）。但是，当我们发现，这种机会主义策略只能把内部的责任转嫁给外人，使本来已经被扭曲的历史变得更加扭曲，使本来已经被遮蔽的矛盾更加深埋。其结果，日 本还是日 本，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公认的西方民主国家，而我们则仍旧是那个抱着含混不清的所谓"中国特色"、被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遗弃的古老东方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自觉地以日 本为"他者"来观照中国现实问题，并曾在网上被斥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写作者，几年来，笔者看够了体制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当他们在经济或国际上有求于日 本，需要讨好人家的时候，“友好"的调子大唱特唱，民族主义是被打压的对象；当经济上积累了一定实力，而日 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听话”，需要教训、敲打一番的时候，民族主义成了棍子；不久，发现这条棍子并没有那么合手，弄不好有可能失控伤了自己的时候，棍子便成了行凶犯罪的证据。
不是吗？有多少人在80年代之前听说过"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有多少人在90年代听说过"对日民间索赔"、“民间**”？今年4月，相继在全国十余个大中城市爆发的大规模****游行，为什么自"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举行的群众爱国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语）始，而以少数"别有用心"的"煽动非法游行活动和借机进行打砸等违法行为的违法犯罪分子"的被抓收场？同样的目标，同样宗旨，同样的行动，同样的规模，同样是针对日 本使领馆和日资企业的袭击，同样被置于公安警察的大规模警戒之下，为什么4月9日的北京大游行是"爱国行动"，而一周后4月16日的上海大游行就成了"违法犯罪"呢？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维护法律尊严》的调子何其熟悉！
然后，照例是中宣部下文：关于中方对在游行中遭破坏的日 本设施负责修复，及中国政府向日 本政府低调道歉之事"不准报道"。就像这两年曾经传达过的、众多莫名其妙的涉日"不准报道"一样：对日民间索赔不准报道，日 本人珠海集团嫖娼事件不准报道，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新干线"问题不准报道，大陆民间不准报道，ODA问题不准报道，中国核潜"误入"日 本领海事件不准报道……我感到羞耻，也替中国的大众传媒感到羞耻。
与日 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研究相比，中国的日 本研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不能不说仍停留在可怜、肤浅的水平，不仅与其在21世纪试图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极不相称，在一些根本性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27年，跨越三代、数以十万计留学生负笈扶桑，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商旅人士奔波往返于北京-东京或上海-大阪之间，然而，我们对东洋社会的理解，至今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蒋百里和王芸生的视线，甚至还没有超越黄遵宪、王韬、梁任公的视野。为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承受日 本的轻蔑。不仅如此，有朝一日，我们也许还将再一次为自己的无知无识、妄自尊大埋下巨单而不自觉。
只消对我们周围人士言必称美国，而"日 本不在话下"的对日认识和因特网上铺天盖地的对日感情话语泡沫稍加检讨，就能明白戴天仇在77年前所说的话依然没有失去"时效"：“‘;中国’;这个题目，日 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 本字都不愿意看，日 本话都不愿意听，日 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笔者并非日 本问题专家。但作为曾在日 本修学、工作有年，从心底里感念日 本、深爱日 本的文化艺术，对中日关系抱有超乎寻常之关怀的独立撰稿人，不揣冒昧，力求把一个我所理解的日 本原生态地呈献给读者诸君。在就教于各界方家和前辈学人的同时，如能多少唤起中国社会了解日 本的些许冲动，及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关注，便是笔者无上的欣慰和荣光了。
2005年7月10日草于北京，望京2005年7月17日改于四川，德阳
来源:（《暧昧的调整——21世纪中日关系风云初记》）已于8月在香港出版上市，此文是该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