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山西记者高勤荣，入狱8年后，本月7日减刑获释。高勤荣案曾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他鸣不平。
46岁的高勤荣原是《山西青年报》记者，1998年因在《人民日报》内参(内部参考)撰文，揭露山西运城地区为迎接全国农田水利现场会，耗资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受贿、诈骗罪名入狱。
现年46岁的高勤荣，原是《山西青年报》的记者，因写文章揭露了山西运城地区渗灌搞假工程浪费巨额资金的丑闻，遭到当地官员的打击报复，被判有期徒刑12年，此冤案，曾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12月7日，高勤荣出狱回到山西的家中。
9日，记者采访了服刑8年多(减刑4年)刚刚回家的高勤荣，重获自由的他用6个字“高兴、沉重、悲愤”来形容他目前的心情。他感慨的表示，他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现在的生活。
高勤荣原是山西青年杂志社副主编、研究生。1993年底下海到深圳，跟随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创办《开放日报》，次年底该报因故停刊，高即返回太原，以自由撰稿维持生计。1996年5月被借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任政法部主任。他先后写了很多关心百姓疾苦，揭露官员官僚腐败现象的文章。
95年，山西运城地区为迎接全国农田水利现场会，当地一些领导为捞取政治资本，弄虚作假，耗资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在当地官员的精心策划下，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召开了全国渗灌工作现场会，引来全国大批“参观者”和“取经者”，这一造假工程，当地百姓怨声载道。
高勤荣基于记者的良知，开始向上级反映情况，并未得到回应，他反而成为被调查对象。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发表了他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运城地区搞假渗灌，制造“大跃进”式的“政治工程”内幕。随后，各大媒体都相继披露了这一丑闻。
高勤荣的打假行为，惹怒了当地某些领导。98年12月4日，运城警方以 “无罪名先抓捕”、“先抓捕后取证”的方式，被山西某“专案组”逮捕入狱。99年5月4日被运城地区法院以所谓“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处徒刑12年。
高勤荣因坚持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受打击迫害入狱，海内外媒体都做了大量的报导。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国内100多名知名人士及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提案、呼吁、鸣不平，他自己也写了100多份申诉书，他妻子上京30多次为夫申冤。全国政协也作出决议,要求重新审理该案,但当地政府拒不执行，仍判他重刑。
从监狱出来之后，高勤荣心中的滋味是苦辣酸甜，他只能用6个字“高兴、沉重、悲愤”来形容。高兴终于获得自由，终于看到为他操劳8年的妻子和宝贝女儿，以他自己的痛苦经历，如今感到自由是福，平安是福。
高勤荣表示，他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看到国内的腐败的现象仍然很严峻，反腐败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同时，他心里是很悲愤的，8年来妻子为他累的憔悴不堪，女儿至今不知道爸爸过去8年在哪里?
对于因揭露腐败被冤狱，有没有后悔过。高勤荣说:“要奋斗必然会牺牲，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后还会继续为民呼吁，现在已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炎黄子孙，中国有句俗话‘如果不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依法治国的目的就是要让国家和民族富强起来，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记者就是人民的代言人，我不后悔。”
高勤荣在狱中，他一天都没有放弃学习。
高勤荣，你在哪里？
余杰
高勤荣，一个揭露地方干部浮夸造假的记者，现在你在哪里？高勤荣，一个勇敢地说出了真话的普通公民，现在你在哪里？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告诉我，首都一批新闻界、法学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正在发起签名，希望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重视并解决高勤荣的冤案。此时，我才知道，年轻的高勤荣已经在监狱中熬过了整整三周年。我毫不犹豫地在呼吁信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尽管我知道这封信的实际功效微乎其微。
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地方领导为了攫取政治资本，发动群众造假，宣称建设成功了造福百万亩农田的节水灌溉工程，并在报刊上广为吹嘘。《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发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经过细致的调查考证，他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予以揭露：那些工程都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它们不仅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随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两个节目也相继披露了这一丑闻。
在我看来，高勤荣的“打假”比王海的“打假”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和信心——如果说王海的“打假”主要针对经济领域的丑恶现象，对于捍卫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和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高勤荣的“打假”则直接针对地方干部的“非法行政”和“浮夸遗风”，对于实现媒体“群众喉舌”的监督作用和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公民权利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高勤荣不仅没有因为“打假”的行为而受到鼓励、表扬和奖励，反而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妨害了某些人升官发财的美梦，他打破了官场遍地谎言的规则，于是那些拥有巨大力量的黑手向他伸了过来。正当我们要为高勤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实事求是”的职业精神“鼓与呼”的时候，在文章发表两个多月后，高勤荣却被山西某“专案组”逮捕入狱。这一次，公检法机关却以罕见的高效率行动起来。很快，运城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须有的“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受贿罪”终审判决高勤荣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皇帝的新装”的时代——没有想到比那还要卑鄙的丑剧再次上演了。高勤荣的文章发表在党报上，他揭露的事实也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权威媒体所证实，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勇士。高勤荣之所以要与庞大的风车作战，因为他心中牵挂著千百万乡亲的命运。纯朴善良、困苦窘迫的乡亲们，再也经不起官僚们丧心病狂的折腾了。
我去过山西的乡村，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老百姓的凄苦无助和官僚的飞扬跋扈。那里是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恰恰是中国吏治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两者之间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一事实再次让我确信：儒家文明是救不了中国的。在那些儒家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例如中原和华北），在官员们中盛行著说假话和虚报浮夸的恶劣风气，而在老百姓当中则普遍存在著对权力盲目的顶礼膜拜。在这些地区，生活质量的多寡与人际关系的繁简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反比。高勤荣与秋菊一样（在某些宣扬恢复“乡规民约”的学者看来，他做得甚至比秋菊还要“过分”），他破坏了长期以来存在于乡村里的这种牢固的“默契”。于是，他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认为，高勤荣事件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还处于法治不健全的发展阶段，当新闻媒介向腐败发动攻击的时候，虽然有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为“透明国际”（一个世界性的民间反腐组织）工作的新西兰学者杰里米波普对这个问题有著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确信，他们不会有被新闻媒体在公众目前曝光而受到羞辱的危险，他们就愈益受到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诱惑，而政治家在追逐这类好处的时候，总试图使新闻界保持缄默。”高勤荣的遭遇，其实是腐败官僚们向所有的记者和公民发出的警告：看你们谁还敢向他学习？
高勤荣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固然需要高勤荣这样有良知和勇气的媒体工作者，但我们更需要一整套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以及新闻独立地位的法律。如果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腐败就难以受到遏制。杰里米波普认为，新闻媒体的独立程度，也就是它能够有效地行使对官员的公共监督职能的程度。正如立法机构应当把行政机构置于日常监督之下那样，新闻媒体应当把立法与行政机构以及其他所有其行为在公众领域产生影响的人们置于其约束之下，以免产生腐败。正如《时代》周刊的前任主编亨利格伦沃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其权力不受独立的新闻界监督的话，甚至一个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宽厚政府也会腐化。”最典型的一场“战争”就是“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与庞大的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对峙。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最后终于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尼克松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在弹劾的压力下辞职的总统（对此，毛泽东一直迷惑不解。数年之后，当尼克松的儿子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表达了他对前总统阁下的同情。两中政治制度的差异由此可见）。而那两位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顿时成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然而，高勤荣可没有他的美国同行那么幸运。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象征；在中国，高勤荣却在牢狱中度过了漫漫的长夜。高勤荣的妻子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三年的冤狱使得丈夫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丈夫吃饭的时候手腕不断地哆嗦，连筷子也拿不稳，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她至今不敢把真相告诉十岁的女儿。但是，女儿一天天地长大，能够一直瞒她十几年直到父亲从监狱中出来吗？说到这里，坚强的妻子泪流满面。当我读到这样的细节时，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为什么仅仅说了一点儿真话，就得付出自由、名誉、家庭、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高勤荣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对所有试图言说和表达真话的公民的威胁，也是对我们《宪法》的蔑视和嘲讽。今天，作为记者的高勤荣因为说真话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明天，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没有独立的舆论力量，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治理。杰里米波普认为，作为与独立的司法并列、令政治家不悦的两种孪生力量之一，自由的新闻界是政府生活中腐败现象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他强调说：“新闻媒体是自我委任的，但它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它所传达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并愿意为之支付金钱。新闻界应该而且能够摆脱政治庇护系统，这类系统的存在，甚至在最民主的社会中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自由的新闻界，而在今天的中国，正是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媒体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新闻媒体自由度的拓展，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世界新闻自由出版人、国际新闻研究院、泛美出版协会、北美国家广播台协会以及国际期刊出版联合会等组织的赞助下，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数百名记者在英国伦敦召开了自由世界之声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新闻自由宪章》。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宪章的原则理应得到每一个有志于推进和保护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支持。”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条款虽然没有约束力，却表达了“所有自由国家渴求实现”的目标。
《新闻自由宪章》有以下十条：
第一条：检查制度，不论其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任何限制新闻媒体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法律都和做法都应予以废除。政府当局，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均不得干预新闻的发布与广播，或限制与任何消息来源接触。
第二条：独立新闻媒体，不论其为出版业的，还是广播业的，均应允许其成立并在所有国家自由从事其业务。
第三条：政府对国内任何媒体的待遇上不得有经济上的或其他的歧视。在那些同时存在著政府控制的媒体的国家中，独立媒体应享有与官方媒体同等的为获取其出版或广播业务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的权利。
第四条：国家不得限制获得新闻纸、印刷设备以及传播系统，不得限制通讯社从事业务以及获得广播频率的权利。
第五条：通信主管当局在法律上，技术上或收费上限制传播新闻或信息流动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
第六条：政府媒体必须享有编辑上的独立性并向各种不同的观点开放，这一点应当在法律和实践上予以确认。
第七条：国内的出版与广播媒体应当享有获得来自该国之外的新闻与信息服务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公众也享有接受或接收外国出版物或广播的类似自由而不受干涉。
第八条：国境应对新闻记者开放。不得对新闻工作者实行入境人员定额限制。对签证、出版许可证以及其他新闻业务所必需的文件的申请应迅速予以批准。外国记者应当被允许在国内自由旅行，并享有与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接触的权利。
第九条：通过许可证或其他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的对自由进入新闻界工作或对业务操作自由的限制应予以消除。
第十条：记者，类似于全体公民，应享有人身安全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在战争发生地区的记者应被视为平民活动，并应比照其他平民活动享有各项权利和豁免权。
当我读到这十条宪章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分。这份宪章是由民间机构起草的，与联合国的宪章不同，它对世俗政府并没有法律约束的力量。强权者自可将它抛在一边，独裁者也可嘲笑它的迂阔。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宣言，要在充满荆棘的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些理想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是，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不断地向理想攀登的过程中得以展现的。再难，我们也不应当放弃。高勤荣也以他的生命实践加入到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我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同胞而感到骄傲。
新闻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日常生活化的体现之一。民主不是一种仅仅写在书本上的奢侈品，而是落实到每个公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我们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认同这种理念：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才是真实的民主。而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勤荣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自由，高勤荣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利。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晋中平原上那个无名的监狱中的无名的牢房。
那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囚犯。
然而，我相信他将被载入新闻史册。
南方都市报社论：高勤荣，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
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刑满释放(因狱中多次立功减刑4年)。媒体很快给出了充满敬意和同情的高调报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曾经大胆说出真话的反腐斗士，今天更是一位受难英雄。
1998年5月，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了运城地区耗资2亿元的作假工程。《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媒体迅速跟进，将运城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曝光。1998年12月，高勤荣被捕。1999年8月，他被运城地方法院判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刑期12年。
从媒体的报道看，这案件似乎是高勤荣遭受打击报复: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有关部门便找到高勤荣谈话，并且决定对他进行调查；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由有关部门牵头的专案组便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专案调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所有的“罪证”都是在高勤荣被捕之后调查取得的；高勤荣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被捕前数年发生的，突然集中“暴露”出来，连经得起推敲的报案人都没有；证人的最新证词与案发时的笔录不符；高勤荣并无职权可以出卖但是被定为“受贿”……
此案所引发的争议并无最后定论，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不能随意怀疑司法公正，但是人们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去相信，高勤荣是因为说真话而遭遇了报复。甚至不需要去援引案情经过和“罪行”细节，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作出判断。因为常识告诉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地方司法机构有时被某些地方官员滥用；因为生存守则告诉他们，说出真话是危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有某些人在阻止人们说出真话。
正是因为高勤荣的故事击中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难言的痛处，击中了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所以人们没有将它当成一桩普通的“冤狱”，而是将它放大为一件具有典型寓意的社会事件。8年来，人们以批判社会丑恶的愤怒，以维护说真话权益的激情，不断地为高勤荣申诉。
在网络上，不断有新帖在讲述这个故事，不断有跟帖支持。媒体方面，有超过100家报纸杂志曾经报道过高勤荣的遭遇。人们似乎也明白，一篇报道，一条帖子，一篇博客，不能改变高勤荣的命运，但是人们不断地提起他，至少是可以抵抗自己的遗忘，人们不能允许自己遗忘:有一位公民因为说真话而正在遭受牢狱之灾。保持这份清醒，已经是人们最后的，不能放弃的底线。
舆论支援以外，“搭救”行动也已经多方展开。2001年，李肖霖律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文，揭露运城司法机关肆意“伪造、篡改、后补司法文书”；200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等人就此事提交了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作提案，仍然没有结果，直至高勤荣如今刑满出狱。
本来高勤荣可以更早出狱，只要他愿意签一份认罪书。但是他认定自己无罪。8年来他从未放弃过为自己洗冤，每个月发出10多封申诉信。可能在高勤荣看来，坚信自己无罪也同样是坚持真相，不断申诉洗冤也是在说出真话。就好像8年来一直没有忘记高勤荣的学者专家、两会代表、委员、媒体同行、热心民众，他们坚信高勤荣是遭遇了打击报复，他们坚持要为他伸冤还他清白，都是在说一个更大的真相:说真话的权益正在被威胁。高勤荣，和所有相信他支持他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
一个记者的牢狱8年
南方周末 2006-12-14 14:39:10
□本报记者 马昌博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
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
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