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长在日本社会的华人二代，他们在回国探亲、旅游或居住时，也会遭遇日本文化、生活习惯与大陆当代文化习俗的冲突。
您知道那些随家长出行或只身回国的旅日小华人们，他们在并不熟悉的故乡，会发生那些生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撞击吗？这些撞击又会对他们的心灵、对他们对中国对故乡的认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特别选取了几个华人二代在回国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以提醒广大家长，关注孩子回国后的感觉。
关玲（化名）的儿子张亮（化名）13岁了，他出生在日本，每2、3年由父母带回国探亲一次。无论在奶奶家还是姥姥家，他都是最受欢迎的人，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也爱围着他转，由于父母都是中国人，平时家里用中国语交谈，张亮的中国语还能应付日常交流。但今年元旦回国返回日本后，关玲注意到儿子闷闷不乐，仔细询问，儿子说以后再也不会回中国了，原因是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管他叫“国际大傻”。
后经与儿子谈心并于国内的亲属交流，关玲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儿子在于堂兄堂弟表姐表妹的玩耍中，太实在了，有啥说啥，从不知道变通，出去也不管什么情况，非常自觉遵守秩序，遵守各个场所的规定，在堂兄堂弟表姐表妹的眼中，“太傻了”。因而被笑称“国际大傻”。
如孩子奶奶在问在学校的情况和学习成绩时，其他堂兄堂弟学习好的都说考了第几名等，学习不好的只说个“一般”“马马虎虎”等，而张亮却告诉奶奶他最得意的是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学习上“拼命努力了，但成绩不好，倒数第三名”，奶奶夸赞他，问他班级有多少人能参加足球队时，他回答“谁想参加都可以参加，我还找了一位朋友参加呢。”令堂兄堂弟笑他笨。
还有一次，大家去游戏房玩，游戏房的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表明不许中小学生来玩，堂兄堂弟都是中学生，都大摇大摆地玩，店主也没有任何表示，但张亮看到了告示，问明白其中的意思后，就坚决不玩了。任堂兄堂弟怎么说也不听。同样一次去游乐场玩游戏，一个玩具车道具标明一排座席可乘坐2人，但这班车只剩一排座席了，他们同去的却有兄弟3人，因都是孩子，管理员同意3人挤挤坐下，带他们去的叔叔也让他们挤挤坐下，可张亮就是不坐，非要等下一班车来，而下一班车一等就是半小时，无奈叔叔只的让那两个兄弟把座席让给别人，他们一起等30分钟后的下一班车再坐。对张亮这么遵守“本来没用”“只是用来给检查的人看的”的规章秩序，堂兄堂弟们笑他“太傻了”。
还有一次叔叔带兄弟三人去吃“麦当劳”，堂兄堂弟去站座位去了，因店里人多，叔叔让他带为排队，自己出去办点事，结果直到叔叔回来，张亮还站在原地，原来前边不断有人夹塞儿，而张亮又不往前挤，所以只好原地踏步了。对于张亮“连排队都不会排”，堂兄堂弟们更是连连摇头，于是偷偷给他其了一个外号：“国际大傻”。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关玲表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家乡所在的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社会效率和人的观念相对落后，人们对自觉、秩序的要求显然水准太低。儿子是认死理，但这个死理认的没有错。为此她表扬了儿子，并告诉儿子中国人正在像儿子一样，都在往“傻”上变，堂兄堂弟他们过两年就会明白“傻”是好的，也会变“傻”的，儿子听后虽是半信半疑，但显然很高兴。
苏先生的儿子苏启明（化名）现已上了大学，自从3年前从中国奶奶家回日本后，再也没有去中国，原来3年前在国内旅途上发生的事，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
苏启明上小学时来日本，刚来日本时也常常随父母回国，后来上了中学，学习忙了，回国的次数少了，中国语说的也不太流利了。3年前，苏启明17岁，上高中二年级，暑假时父母因工作忙脱不开身，就让他一个人去长春看奶奶。考虑到苏启明已有7、8年没回国了，对国内环境不了解，父亲为他买好了先飞大连，然后从大连转机飞长春的机票，并约好叔叔去长春接机。准备就绪，父亲还不放心，就买了一张可从中国打往日本的电话卡，嘱咐儿子一下飞机就给父母打电话。
父亲在成田机场把儿子送上了飞往大连的飞机，心就一直提着，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消息。果然当天因大连大雾，飞机无法降落，就降落在了沈阳。接到儿子从沈阳机场打来的电话，苏先生要儿子在机场等着，听从机场人员的安排，并每半个小时来一次电话，告知情况。苏先生又给弟弟打电话告知航班有变。然而半小时后，儿子没有来电话，一小时后儿子还没有来电话。苏先生急了，给机场打电话问情况，机场回答没有找到这位乘客，可能去沈阳北站乘火车去了。苏先生又给弟弟去电话，弟弟来到长春火车站，等候从沈阳过来的火车。然而从下午等到天黑，没有半点孩子的消息。苏启明的奶奶一家人都极了，从长春打了两辆出租车连夜赶到沈阳找人。从飞机场到沈阳北站，一遍又一遍的寻找，找了一宿，终于在天已大亮的时候，叔叔在北站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下找到了只身占在那里的苏启明。
原来，在沈阳飞机场等候机场安排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问苏启明，“你去哪里？”“长春。”“去长春，那还等什么，赶快出门打出租车去沈阳北站，坐火车4小时就到了。”于是苏启明座出租来到了沈阳北站，在日本长大的他哪里了解国内的社会环境，按在日本的习惯，他把随身带的手提箱放在身边，钱包放在裤子的口袋里，排队买票。哪知之一眨眼的时间，他的手提箱就不见了，心里着急，启明又急忙去拿钱包，发现钱包也不见了，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国内会有这么多的贼，这么肆无忌惮，启明一下子就懵了，看着身旁一双双冷漠、嘲讽的眼神，启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寒冷，他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也说不清楚这贼究竟是怎么偷的，不敢去找警察报案。钱包丢了，电话卡丢了，他没办法跟家里联系。毕竟还是个孩子，一下子身处这种凶险的环境，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启明就漫无目的的来到一座立交桥下，又饿又冷地等待天亮。叔叔找到启明后，急忙给亲人们打电话报平安，而这时一宿没合眼，差点急疯的父母已经开始里买机票准备去中国找儿子了。
找到了儿子，苏先生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了解情况后，苏先生给沈阳机场和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质问机场和航空公司，这样处理一个已经买好到长春的机票的乘客是否合理，结果答复一会儿说，找不到让苏启明去火车站的管理人员，怀疑其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一般乘客。一会儿说，苏启明已经是大小伙子了，谁知道他懂不懂中国，他的行为应该自己负责，等等，最后不了了之。苏先生生气地说，其实也没想让谁来负责，钱丢了可以再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件事对孩子伤害太大了，只想要求机场和航空公司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苏先生事后讲述，出了这件事后，奶奶在也不让孙子在中国单独行动了，儿子回日本时，苏先生和妻子都去机场接机，儿子见到父母后，第一句话就时，“爸爸，我再也不去中国了，太可怕了。”苏先生说，“听了儿子的话，我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说不出来的难受。”
刘立萍（化名）有一儿一女，这让她非常骄傲，以前带孩子去国内看望外婆，使孩子们最高兴的一件事。丈夫虽是日本人，但也非常喜欢中国，有时间就跟他一起回去。中国南到桂林、昆明，北到哈尔滨、大连，东到青岛、上海，西到敦煌、西安，他都去过，比刘立萍还中国。可是自从孩子上了中学后，开始拒绝与父母去中国旅游探亲了。
刘立萍介绍，问原因，孩子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不愿意去了。但一次女儿告诉他，讨厌大姨和老舅老叫她“小日本”。表哥有一次和她一起看排球赛，是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表哥一次次地说，“扣死它，打死小日本。打死日本傻X。”这让女儿非常不舒服。女儿对妈妈说，“妈，中国话我平时听不太懂，但表哥的话我全明白，我听懂了，表哥声援中国队，但表露出的是非常讨厌日本，讨厌日本人。”
刘立萍说，其实女儿和儿子在日本中学和小学学习，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家长面谈时老师对他们的评价也很好。孩子们小的时候和他们的爸爸一样很喜欢去中国。现在女儿初三，儿子小学6年级，但他们不愿去中国了，想想语言交流障碍可能是孩子们不愿回国的因素之一，但不愿与舅舅家的表妹比学习，不愿听大姨家的表哥骂日本人，是孩子们列举的具体原因，这让刘立萍和他的老公都很头疼。
刘立萍说，想不到文化的冲突，不同生活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的隔膜，这么快孩子们就感受到了，生活在日本的华人二代，对父母成长的故乡生活，也会产生疏离,一种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