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数万港人在烈日当空下拖儿带女走上街头，为的是反对特区政府计划在九月试行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自从特区政府公布该项计划后，香港社会就争议不断，先是有教师团体“香港教协”齐声表达疑虑，继而“被教育”的当事人、“90”后中学生也站了出来，组成了“学民思潮”的组织，站到反对“洗脑教育”的最前列。到了近期，学生家长也组织起“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呼应，而昨天的游行队伍中，还有公立中学的教师队伍罕见地参加了游行。
自从1997年开始，香港市民如何在“一国”的体制下“归心”，已成为特区政府在回归后香港教育政策上的一大课题，2007年后“国民教育”正式列为未来特区工作的内容范围。到了2010年政府正式计划在两年后的今年在中学设置“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然而此一计划曝光后，香港教育界及社会就杂音不断。
其实，香港主流社会上对于推行国民教育，并非一概反对，只是要求课程内容理性、不偏颇，以培养出既熟悉香港、又了解中国，同时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这场争议的主要讨论对象是即将在香港的中学使用的教科书《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这本教科书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此一官方背景也构成香港社会对该教科书偏颇质疑的原因之一。
香港社会对这本教科书质疑的焦点在于对“国情”叙述的“不客观”，指责引入这本教科书的目的，是要向下一代“洗脑”，向学生灌输与大陆接轨的历史观。由于特区政府无意撤回在九月试行国民教育科的计划，导致了这场游行的爆发。而这次的大游行，也使这场涉及「爱国」与「洗脑」之间的大争论引向了高潮。
不过，生活在内地的民众对这场发生在香港的争议大多摸不着头脑，不仅媒体报导不多，即使部分有所听闻的网民也对此大惑不解，并连接回归十五年后香港社会「中国人」意识跌到十三年来新低的新闻，不少“愤青”纷纷批判拒绝“爱国教育”的香港社会，是「殖民地遗毒未清」。
其实，回归以前的华文历史教科书中，香港的教科书一向被认为是两岸三地中最为理性、中立和客观的，因此港人对回归后历史叙述的“大陆化”充满疑虑。而内地和香港在此一议题态度的落差中所呈现的，正是在「爱国」如何与教育挂钩这一议题上，中港两地大相异趣的语境，也折射出「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另一层矛盾。
笔者昨天从北京回到香港，在北京机场就看到强调「北京精神」的大招牌，「爱国」排在最前列，凌驾於「创新、包容、厚德」之上。事实上在大陆，与「爱党」直接连接的「爱国」被视爲至高无上的情操。在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爱国主义」是学校教育至爲重要的一环，在学校谈爱国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不仅如此，「爱国主义教育」还扩大到社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遍佈全国，官控下媒体长年的渲染影响，使「爱国主义」在大陆难以存在正常公开讨论的环境。
然而，「两制」的设计，使回归后的香港仍然存在对「爱国」不同解读的空间。事实上，从每天「心繫家国」国歌短片的争议，到零四年的「爱国论」之争，再到这场「反国教科运动」，围绕在「爱国」的讨论未曾中断。
支持推动国教科的一方，倾向期待透过国教科缩短港人对「祖国」的心理距离，然而不幸的是，强行引入国教科所引发的剧烈反弹已產生了反效果。
从回归至今，在如何「爱国」方面的争议不减反增，今年还出现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香港人是狗论」（孔庆东）与「蝗虫论」之争。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争议不仅突显了回归15年后的香港在“一国”的框架下如何在心理意识上、在国家认同上与内地接轨，即国民整合方面的失败，也突显了「一国」与「两制」之间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提出“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就安抚港人，提出“爱国”的定义：回归后的香港和内地可以不同，对香港人只要求“爱国”，不谈“爱党”。当年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特殊性安排来处理香港回归问题具有前瞻性胆略之举，也意味着未来内地和香港在“五十年不变”后将走向“一国一制”的方向。当“一国两制”只剩下三十五年的今天，未来如何走下去，也是值得思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