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本文原计划写十五章，写完十章之后，我只好将其杀青了。因为几个论题，虽然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由于没有找到那个将文字写活的画龙点睛的“文眼”，我就不写。而用学究酸气的语言来表达，这是我极为反感和厌恶的。相信读者也读不下去……今天将各章分别贴出，能显示出多少算多少。
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
作者：荆楚
绪言
盛世有危言，弱国多寡民。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贤今人多有论及，但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这种病态人格又改头换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变种。笔者今日就此问题补而掇之，遂成此文。让我们共同努力，认真切除国人的这些顽固病灶。亦愿就此拷问自己的灵魂，寻觅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钥匙。也真情希望：今日之衮衮当道诸公，不要学那蔡桓公讳疾忌医，扁鹊三视而不醒，直到病入膏肓、一命呜呼而后已。如有“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胸襟，才有我们民族的美好前途。
一、 中国人的麻木和冷漠
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马丁•路德的话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公民品格之高下”。纵观或远视世界各国、各民族兴衰盛颓之历史，无有不契合于此理者也。被我们自称之“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其国民品格之卑劣，无不令人沮丧和背气。
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某时某地，数百人面对少数几个歹徒的为非作歹，竟任凭几个歹徒抢劫钱财，然后扬长而去。而众人面对这种为非作歹，竟然是一脸漠然、视若无睹；更有甚者，少数歹徒抢劫或行凶之后，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奸淫妇女。众人面对弱女的哀哀悲鸣，一个个胆小如鼠、无动于衷。甚至还怀着猎奇阴暗之心理，期待快一点看到那可怜姑娘的胴体和阴私之处……于是歹徒更加猖狂，同胞姐妹惨遭蹂躏。
又据蒋子龙在一篇《还要围观多久》的文章中写到：“湖南湘谭矿业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兰成全，在放寒假回家的列车上，看见几个流氓夜里趁旅客困乏在翻包搜衣偷东西，他大叫一声，惊醒了旅客，吓住了小偷。气急败坏的小偷们叫来一名女流氓，诬陷兰成全企图调戏她。于是流氓们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一上年纪的人居然（就地取材地）教育身边的孩子‘看到了吧，出门莫要管闲事，免得惹火烧自身’。列车上的乘警听信了流氓们的话，把兰成全当成了坏人，也对他拳打脚踢。他请求目睹了事件全过程的乘客为他作证。一车厢被他帮助过的人都说：‘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竟无一人肯为他讲句公道话，说出基本事实。他双手抱着流血的脑袋，狂嚎乱吼：‘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从此他疯了，看见火车就大叫‘火车上没有好人，全是坏人!’以后持刀砍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口中常念念有词:‘人们都变了，良心没有了，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是头着地走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看，一个品学兼优、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就被这种冷漠和麻木给毁灭了。
又据2002年CCTV《焦点访谈》报道，成都一孕妇难产，于是赁车急送医院抢救。可车开到大街上，被某区政府交通局路政人员拦住。无论该妇女的亲属怎样地好说歹说，也无管其丈夫甚至当街下跪，恳求他们放过一马，救人要紧，但该伙路政管理人员始终是无动于衷，坚决不予放行。最后的结果是，孕妇母子双亡。当被害人将该伙路政人员诉上法庭时，该伙路政人员不但不忏悔自责，反而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指责该被害人“违法”……看着这种对别人生命如此漠视和冷血的路政管理人员，我恨不得上去把他掐死。
再据余杰在《冷漠是一种罪恶》一文中写道（引自余杰着《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页）：“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平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到大医院去，否则大人孩子都有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路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予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平板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又据《羊城晚报》报道，珠海一广告画家(恕我忘了该画家的名字)从媒体上看到：一位湖南打工青年挺身而出，与街头抢劫犯殊死搏斗，被抢劫犯围攻毒打两个多小时。当时围观的市民有一百多人，竟无一人施以援手。甚至在该青年被活活打死后，警方多方搜求证人之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证明其义举。该画家对此悲愤欲绝、义愤填膺，自费在珠海街头树起了一块巨大的公益广告牌，在这面巨大的公益广告牌上，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众生图”——上部画着松枝拱托着的英雄的头像，下部则画着这群围观的人们的身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凌。
可是过了不久，有几个脑满肠肥的官员，看出了广告画作者的“险恶用心”。说他诬蔑了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那副画的命运，我不说各位自然也明白了。
看到这些悲惨的记录，我的心就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够了，够了。我实在不想多举这些让人痛苦万分、心灵流血的案例了……
在媒体披露出此类事情后，于是朝野哗然，官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倘被侦知当日在这群麻目的“观众”群里有几个带“长”字的“人上之人”，则难辞其咎。重者收监，轻者撤职。可谓执法如山，严惩不怠者矣。
然而，舆论谴责，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虽能舒公众一时之快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人这副冷漠麻目的秉性。下次遇到同类的事情，仍旧是上次事件的简单重复，依旧是在遣责、撤职、法办的老路上循环无穷……
呜呼！当年鲁迅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奋而弃医从文。以他的一枝秃笔为工具，以唤醒国人的血性良知为己任，以一种苦闷彷徨的笔调，写下了千古绝唱《药》。小说中的华老栓、华大妈，竟把蘸满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当作医治华小栓肺痨的灵丹妙药；刽子手康大叔，始终没有忘记在砍下革命志士的头颅之后，以烈士的鲜血醮在馒头上大捞银两；众看客竟然觉得枪毙革命者“没有砍头的好看，轰的一声便散了”。寥寥数语，就把小市民华老栓、华大妈的愚昧无知，刽子手康大叔的凶残贪婪，众“看客”的麻目不仁，刻划得淋漓尽致。一幅国人的众生像跃然纸上。
而林语堂博士，则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中国的国民性》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一代文化大师和改良先驱梁启超先生，针对血性、良知泯灭的国人，曾厉声抨击和大声疾呼。从而写下了他激越澎湃的不朽篇章——《呵旁观者文》。并对这种看客心理，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中国人只知道忠于皇上和朝廷，而不知道忠于国家和民族；只有将天下视为一人一姓之私产的民贼，而无将国家视为天下之公器之政治；只有将国家视为一党之私物的国贼，而不知现代宪政为何物？只有天民而无国民；只有臣民而无公民；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大意）？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药》，是对中国国民性入木三分的刻划的话，那么林语堂、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成因的剖析，则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
漫长的专制制度，充满了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使人们在它的长期重压下，只能逆来顺受。经过几千年专制政治的陶冶，中国人对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而造成了众多的麻木和冷漠的民众。而“麻木和冷漠的民众，又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黑格尔语）。遂使中国长期处于这个可悲可叹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
记得法国一位近代哲人曾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把这句名言倒过来说也成立：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纵观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历史，由于经历了漫长腐朽、残忍野蛮的专制社会，它确实是一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历史；确实是一部阴谋权诈的“相斫书”；确实是一部独夫民贼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征战史；确实是一道“窃珠者诛、窃国者侯”的罪恶与阴谋的轨迹。鲁迅先生曾在他的《狂人日记》一文中，悲愤满腔地呼号道：“满本字缝间，都写着‘吃人’二字”。
经过两千多的熏陶濡染，专制帝王的罪恶阴谋之毒素，业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成为国人人格构成的基本元素。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血浆与专制毒素的复合液；我们大脑里存活下来的，也是被专制毒素污染的神经元。
也由于我们继承了我们祖先太多太多的东西，这就造成了被柏杨先生称之为“酱缸文化”的社会氛围。多少世界优秀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能之成果，一旦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就变形走味。从而变成了一些面目全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中国人“革命”了一百多年，不但没有战胜专制主义的阴魂，反而被专制主义的阴魂所吞没。直到今天，腐朽野蛮的专制恶魔，无时无刻不萦系于所谓的“革命者”的脑际。竟似附骨之蛆，挥之不去。
中国人的生命极无保障，也许很多人没有深切的感受。这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也不是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乃是“身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缘故也。
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天经地义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众多的专制帝王们，有几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万里长城的修筑，的确可以称得上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但却是数百万百姓的尸骨，拌着血泪砌筑而成的巨大建筑。它哪里有一丝值得自豪、赞美的价值？在我的眼里，它只是孟姜女给修筑长城的丈夫冬送寒衣，而只能看到丈夫的一堆白骨的血泪记录。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昼夜开掘，急如星火”。多少鲜活的生灵，埋骨于运河两岸？多少父母，失其骨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不是为了沟通漕运和便利物流，乃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树琼花、酒池肉林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张巡守睢阳，他除了杀掉自己的小妾以飧军士外，还杀掉城中老幼三万多口，以充“军粮”。几乎将城中百姓杀光……最终战败被俘，连叛将都觉得此人太兽性、太残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残忍的兽行，还得到专制统治者的高度褒奖，也得到中国士大夫的热情颂扬。特别是著名散文家韩愈，更是对张巡钦佩得五体投地。（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韩愈《张中丞后叙》）
朱元璋的“淮西军”，嫌一个个杀人剔骨剥肉，效率太低。于是就用大舂将人肉制成“人肉膏”，以供他的“义军”的“军需”。
李自成为了训练战马，以便让他的战马闻到血腥味，就斗志昂扬、奋勇扬蹄，竟以俘获之百姓和战俘之大量鲜血。以饮战马。终于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队伍……
黄巢、张献忠以人为粮。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张献忠盘踞四川，天府之国，“噬无遗类”。
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说的“农民起义”！我实在不知道，“义”在何方？
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秦二世封闭秦始皇陵墓，一天之内就使二十万余役卒死于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价钱比狗肉还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
朱元璋阴骘刻深、嗜杀成性，不到几年，就将他手下之功臣宿将屠戮殆尽。仅胡惟庸一案，株连被杀者，就多达三万多人。
满清入关，实行“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杀人如破瓜切菜。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经济、文化、人文空前繁荣的历代名城，从此就从地图上抹去了，如古都扬州，到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当年繁茂。血洗济南、广州屠城等。广州城中被杀百姓白骨堆积，遂使城中“远望之如白雪”。数千万汉族遗民，成了满洲恶魔的刀下之鬼。
洪秀全蹂躏江南半壁，对于敢于反抗的城池，则屠戮净尽。全州城破，牛刀初试，一城百姓片甲不存……
中国从来是一个遵循着“屁股决定脑袋”规律的国度。专制统治者为了争夺或维护其交椅，或者是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残害了多少生灵？今天又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统计得出？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史家学者，从来也不注重这些被无辜残害的生灵。他们的白骨堆积，他们的血泪横流，一点也不能引起这些“史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只要将兴奋的目光盯在当年外国侵略而犯下的几件“烧杀抢掠”的罪行上，自然能获得中共当局的嘉奖褒扬，哪管这些罪行还不及“自己人”犯下的万分之一。
再看看今天让很多人爱不释手的所谓“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吧。随便抽出一本中国正、稗、野史作品，何处不是“能胥舞文、巧吏弄法，上下其手、锻炼罗织，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狱纪录？何处不是钻营竞奔、寡廉鲜耻，贪赃枉法、残民以逞的教科书？
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命仍无一丝保障。继列强舰炮轰开腐朽专制的满清铁门之后，相继经历了洪杨之乱、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诸多战事？长城内外、处处硝烟，大江南北、血肉横飞，匪梳兵剃、警匪勾结……仅洪杨之乱，就使一亿多生灵死于非命；甲午之战，旅顺屠城，日本兽兵屠杀了多少生灵？南京一战，三十多万和平市民魂丧于日本兽兵的刀下；毛蒋内战，毛共发动“解放”东北的大规模战争。林彪围困长春，遂使三十多万长春百姓成为饿殍野鬼；三大战役，数百万生灵化作一缕轻烟……中国人民尝够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人间惨痛，看够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闹剧。闹剧的幕后，是国人的生灵涂炭、白骨山积。
在现代之中国，“蒋家王朝”的建立，曾使特务满天飞，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政策。蒋家皇朝垮台，毛家皇朝取而代之。遂使中国完全复辟了专制制度，从而将中国拖入更加血腥恐怖、更加独裁专制的泥沼之中。康生、谢富治、林彪、“四人帮”之流，更是把专制统治者的残忍野蛮和血腥恐怖，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井岗山滥杀“ＡＢ团”残害无辜，到延安时期的“肃反”运动的生灵涂炭；从“土改”运动中先分掉富裕农民的田地房产，再将他们当成“罪人”而受到大规模的虐杀；从开国之初的以“镇反”为名，枉杀无辜数百万人，到反胡风运动中，株连数万知识分子；从大跃进大蛮干中视民命如草芥，到继之而来的大饥荒，使五千多万农民成为饿殍野鬼；从“反右派”运动中将一百万多名知识分子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壮举”；从安徽一个叫王善生的医生在给大量浮肿病人看病时，只因说了“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被当场逮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到广西上思武宣等县，将一百多名“地富反坏右”被充满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分而食之；从天安门前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诬为“*****”，而遭血腥的镇压，到张金柱『1』、王永强『2』等“大盖帽”之流的横行无忌；从全国多名打工妹被公安警察诬陷卖淫被关押和罚款，竟需到医院开出证明，证明其处女膜尚未破裂，来洗雪她的屈辱，到陕西青年李绿松，因揭露官员的贪污腐败，被丧尽天良的公安局副局长割掉舌头；从贪赃枉法风行全国，到四川、湖南等地多名农妇因为交不起集资、摊派款，而被如狼似虎的“干部”活活打死；从全国到处都是刑审逼供致人于非命，到将进城农民被当成“盲流”而遭到非法关押、驱赶和罚款……可怜中国的国家机器，业已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大河上下，何处不是小百姓的无常炼狱？长城内外，何处不是斗米小民的机关陷阱？
生活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小百姓们没钱没权也没势，见到这人间世上有太多的凶险和杀机，只能一味的忍让和躲避来保护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冷漠和麻木。
试想，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自身生命尚且不暇自顾，哪有闲心管那种身外的不平之事？而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富有血性和良知，岂不是等同于唆使人们自杀或自残？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社会、热心公益，岂不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因有了太多的“奴性”，还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公民意识，与民主社会西方国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远；而中国的公民实践和公民教育，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呜呼！鲁迅先生如刀之笔的描摹刻划，林语堂、梁启超先生的精辟分析，笔者由衷钦佩也。
笔者无意为那些麻木冷漠的国人开脱辩护，而是提请社会有识之士：当务之急，不应只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舆论遣责、法纪约束上，而应标本兼治地一面导之以舆论法纪，一面从根本上建立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符合人性和人道的政治制度，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铲除一切令人恐惧的政治土壤，认真培育国人的民主意识，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行使管理国家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只有把人民的尊严、人格、生命当成其自身生存价值的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则只能是暴政和奴役。只有尊重人民之言论、出版、学术、思想等自由的政府，才能培植国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种对人民奴役暴虐之的政府，那种动辄以“恶毒攻击”、“阴谋颠覆”、“反对某某基本原则”而钳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学术、著作自由的执政集团，只能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人性良知近于窒息，只能赢得人们对它的绝望、愤怒和蔑视。当这种绝望、愤怒和蔑视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庞贝古城的命运，就是它的必然归属。也许这就是江三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思想的形象阐述吧？
注『1』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干部(曾任公安分局政委)，于1997年8月24日酒后开车，撞倒苏东海、苏磊父子，其后又不顾群众的停车示意，将苏东海拖在车后逃跑1500米，致使苏东海半个脑袋被马路擦去。致人一死一伤，张金柱已被判处死刑。
注『2』王永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1998年7月22日酒后在水库洗澡时，因不满一名小孩的一句戏言，讥其游泳技术不佳，而将其扔入深水溺死。12月2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王永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之第二章
二、 中国人的二重人格
荆楚
所谓二重人格，是指言行不一、口蜜腹剑、巧言令色、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也。
史载蒋夫人宋美玲在国共内战时期，为了寻求政治支撑和美金军援，她信心十足地再次游说美利坚。在招待她的宴会上，只因杜鲁门夫人当众说了一句：“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二重人格者”，不但没讨到一个金元，还使她受尽了屈辱。让美国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对她和她丈夫的政府的管理低效和腐败，大肆冷嘲热讽。而平日里巧舌如簧、风姿绰约的宋三姐，此时也只能默默无言、对影而泣。
同样也是这个蒋夫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她首次游说美利坚，赖其秀外慧中，施展她不俗的才华和魅力，竟倾倒了众、参两院的议员们。遂使美利坚顺利地通过了对中国抗日战场的巨大援助。两相比较，反差极大。可见，二重人格同样也讨洋人嫌恶。
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有很多俗语来形容。如“当面说好话、背后做鬼事”，“见人说话、见鬼打卦”，“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口吐莲花，心使坏水”，“面善心恶、口蜜腹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前冠冕堂皇、人后无耻荒唐”，“左手握手言欢、右手藏刀拿枪”，“台上笑呵呵、桌下在踢脚”等等。
这种现象，国内有识者亦深以为病，而十分嫌恶之。称其为“小人”是也。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国人的个别的现象，而不具有普遍性，非也。不信您且看看历史，看看周围的现实，可以说俯拾皆是。
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他一生授徒三千，周游列国。一辈子孜孜不倦地推销他的“仁、义、孝、礼、信”等主张。其坚定执着，其远志高洁，曾自诩之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曾自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面看来，其人格之独立，如鹤立鸡群。而当“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当子贡问及他干禄以求仕进的急切心情时，他只好不加掩饰的自承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而沽也！”（见《论语》述而、子罕篇）
再看孔子在他的学生和“小人”面前，他一生总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甚至“割（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其道貌之岸严，如凛然之不可犯者也。但他一旦被召入公门（官府），则是“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还是一个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高手。对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之。比之地位低下者，则倨傲轻慢；比之地位尊高者，则拜倒在他的脚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的一生，一直标榜自己“求道、求圣、求仁”，一直标榜自己“克己复礼”，一直标榜自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当少正卯开门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时候，孔子不是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僵化呆板，不是思考别人在学术文化上胜过自己的原因，而是用屠刀来“讲理”。他当上鲁国司寇才几天，就挟公而报私仇，以“邪说干世”的罪名，将少正卯砍下了头颅……
而被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夫子，感到屠牲杀畜而食之——“不仁”、“吾不忍其彀悚也”，但又不愿丢下其师孔夫子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口腹之乐，只好十分矛盾地自解说：“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一生也周游列国，致力于推销他的“王道”和“仁政”学说，谴责和反对“霸道”。但当墨子宣传他的“兼爱、节用”等主张、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时，他气急败坏，竟然毫无理性和逻辑、也十分霸道地骂之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大家何尝不知五谷禽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源泉？而当“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有谁敢站出来，反对这种荒唐闹剧？任凭县、乡、村的干部们，将青苗扯去，再将农民的第六只鸡割进自己的肚子里，才敢心安理得的回去上班。
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吆喝起哄、助纣为虐、背亲卖友、落井下石的人们，他们心里自然明白，他们当年的卑鄙行径，为社会所不齿，但却以一句“大势所趋、被迫无奈”为托词，来洗刷自己所犯的罪恶。并将捷克作家昆德拉所着的全面阐述犬儒哲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思想理论武器，从而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已暴露和未暴露的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他们在台上作“反腐败”报告，可谓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说得比谁都诚恳，说得比谁都动听。成克杰更以一句“一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就睡不着觉啊”而轰动了全世界。但他在台下却是日进万金，仍不知足。而国人对这些“反腐败楷模”们，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背后却是跺脚骂娘、戳脊梁骨。
成克杰如果在搂着温香软玉的时候，没有抛弃其糟糠之妻，使其不至于怒而出首。也许成克杰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胡长清如果不是在参加昆明园艺世博会期间，急不可待地暗赴广州与情妇幽会，从而引起了随行的公安警卫人员的恐慌，才揭开了他贪污腐败的伪装。也许胡长清因为“政绩突出”，业已调升到更为显要的位置。对于这些问题，谁不心知肚明？可在公开场合里说话，哪个不是那样闭着眼睛、鹦鹉学舌地吆喝：“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决反腐败的表现”！
在“统计为政治（绩）服务”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贫苦农民的生活稍稍有了改善，就会变成数倍的“人均收入”，就会成为各级胥吏邀功请赏的资本，就会成为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典型事迹……大家虽然对此心知肚明：这不是魔术师的勾当嘛？可是又有谁敢点破？表面上仍然笑着说“是啊、是啊，的确是这样”；骨子里却在骂“这不是放卫星的‘拷贝’嘛”。
平时朋友们聚谈，对于社会腐败、人心堕落，我们可以骂天骂地骂“共产党”；可公开场合谁有这种胆量？就算是你不幸说漏了嘴，也可能将半条命搭上。不信您就试试看。
再看看各种各样的“选举”，谁不明白这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但都要装模作样地把假事当成真事来干。好象一个个都是演技出色的演员，不但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演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网异常坚固的社会里，谁敢保证自己不为了家庭、子女、亲人而有求于人？虽然你心里十分厌恶这行贿送礼的可耻，但你为了把事情办成，却不得不咬紧牙关、强按下心中的怒火，提上价值不菲的礼品或现金，并满脸堆笑地恳求官员们笑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是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必然规律”为经，以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纬，以“成王败寇”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流氓逻辑为枝叶，把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曲解成了某个阴谋集团篡国夺权的“合理性”的教条。虽然我们无不对此感到恶心作呕，却只能闭着眼睛跟着念经。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满篇都是“以论代史”的武断和自负，满篇都是不需要史实来证明的“历史结论”。而不是以史实本身来说明历史，给学生和读者以见仁见智的思想空间。我们虽然明白其荒谬虚伪，虽然知道其贻笑世界史林，但各种各样的考试，你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答题，就没有过关的可能。
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相互之间，谁也不敢相信谁。人与人之间，必须像防贼一样的互相防范。正直、善良、真诚、纯洁的品性，只留存于童年和童话的世界里。如果作为成年人，还像童年一样正直、善良、单纯、真诚，他就会被人们称之为“幼稚”和“缺心眼”。这样“幼稚单纯缺心眼”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只能受到无穷的暗算。
看今日之社会，慈眉善目的面孔背后，往往隐藏着一肚子坏水；花言巧语的人们，往往盘算着把你口袋里的钱财骗到他的手上；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讲话，请你扪心自问——有几句话是出于自己的真情实意？近年还报道出浙江某地一支驻扎两年之久的部队，竟然也是一个走私集团冒充的。
历次政治运动的翻云覆雨，都以整治人的尊严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将具有正直、善良、真诚、纯洁品德的人“淘汰”出局。能够苟活性命于这种乱世的，就是那些像泥鳅一样溜滑、像猴子一样精明的人。
中国人所谓的“成熟”，是以抛弃做人的正直、真诚、善良、纯洁品性为基本标志的。是以失去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为基本特征的。在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说假话、做鬼事而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善于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意而变得彻底的虚伪无耻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罪恶、强暴和不公处之泰然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贪污、腐败、特权、专制安之若素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除了关起门来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以外，其它场合，你就必须整天带着假面具去交际应酬；你就必须整天说假话、鬼话、套话来自欺和欺人。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今天的文凭和证书，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东西？而这些玩意，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手到擒来。但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在手，却让你寸步难行。
今日之中国，假货泛滥成灾。上街买米，要担心大米是否有毒？买面粉，要提防是不是掺有有毒的白石粉？买食用油脂，要担心是否是垃圾油脂提炼出来的？买酱油，生怕里面泡着恶心的苍蝇？买火腿、烧鸡、烤鸭等，要担心是否是用剧毒的红丹、黄丹等强染色剂染成的？买小电器，要担心伪劣商品是否会搭上你的小命？而买农药的农民，则更“绝”，干脆打开药瓶用舌头舔一舔，看看是否有麻舌的感觉。
坊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颇能说明当下这种假货泛滥的现实：一农民买了一批农药去打虫，却没有把虫治住。令他颗粒无收。他万般无奈，于是打开用剩的农药瓶一口仰了下去。却因为农药是假的，他一点事都没有。他自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于是就买来一瓶白酒以示庆贺。当他喝下那瓶白酒后，却意外的死了。因为他买来的白酒是用工业酒精（甲醇）勾兑的。
所有这一切，国人已经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反之，则被人视为反常的现象，被当成这个社会的“新闻”。所以，官方才将那些不贪污、不腐败、不乱搞女人的官员，作为这个时代的“新闻人物”，并恬不知耻地进行大肆渲染，还说：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
虚伪的现实，给人以灵魂的陶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把人驯化成猴精油滑的“泥鳅”。人们必须在这猴精油滑的基础上，再抹上机油，才能混迹于这个社会。
政治上的覆雨翻云，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人们谁不对此深恶痛绝？尽管人们一次次地被无情愚弄和嘲讽，却反而认为这种愚弄和嘲讽是理所当然的；小部分人虽对这种荒唐做法有所警觉，却不能搬起石头砸天去，也只能徒叹奈何。而“肉食者”正是凭籍着这种“国情”，才玩芸芸众生于股掌之上。
笔者实在不愿罗列这让人沮丧的流水账，而是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也。此为中国人之顽症，不下以猛药，绝无根除的希望。
可怕的不是国人的这种二重人格，而是将这种丑陋和邪恶的二重人格，当成了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单纯人格者，则处处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容于这个社会。
生活于这样一个“直道不容”的社会里，人们都必须带着假面具生活。逢人必须说假话、做鬼事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讲真话做实事，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傻卵”和另类。政治成为“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魔术，经济成为矫妆打扮、粉饰太平的道具……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信任、信用、信仰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天，世界主流文明已经认为——这个国家太可耻、太虚伪、太荒谬，已经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信赖的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说着假话、做着鬼事混日子。业已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国”（清代李汝珍所着的神话小说《镜花缘》中的一个国家）。到那时，我们有何脸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变国人这种让人嫌恶的二重人格，也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开明，使国人不因讲真话而遭灭顶之灾。还有赖于中国政府认真履行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认真将“公民有免予恐惧的权利”的条款落到实处。而不是作为一件华而不实的装饰物，专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参观玩赏。
改变国人这种让人嫌恶的二重人格，还有赖于彻底废除那些以言论、思想获罪的罪恶法律。撤消一切违反宪法和国际公约的行政制度。如腐朽反动的出版管制制度、思想警察制度、言论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种讲真话、办实事的社会风气。使国人在春光明媚的蓝天下繁衍生息，在阳光灿烂的朗朗乾坤里自由呼吸。使大众以真诚善良为荣为美，以虚伪矫饰为辱为丑。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崇真汰伪的舆论场。使伪君子或小人在这种舆论场的引导和濡染下，趋于明正。使真诚善良之人在这种舆论场之引导和濡染下，趋于圣贤。反之，处于一种恶性的社会舆论场下，则使真诚善良之人趋于平庸，使下焉者趋于盗贼。
要达到上述目标，还有赖于醒世者振臂高举。以润物细无声、水滴石穿的恒心，使一大批社会贤良方正之士，坚持不懈地从事于“启民以智，导民以正，崇民以良”的系统工程。以唤醒每一个昏昏国人为己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进入一个理性的国度，才有可能快步挤身于文明社会的行列。摆脱目前这种在国际社会中不断被“妖魔化”的可悲可叹的形象。
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之第三章
三、中国人的脸面
荆楚
仅就脸面一词的字面来分析，它的确是一个中性词汇。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词义的引伸和转借，又赋予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种涵义。所谓正面的脸面，是指那种以仁慈善良、正直廉洁、诚实守信为操守和荣誉之绅士风度也。中国人则称之为谦谦君子风度。这正是人类文明积淀之美轮美奂的珍珠和宝石。对此，小子我誉之犹恐不及，何敢妄置一词？今天我要讨论的，乃是中国五十多年以来发展起来的以虚伪矫饰、浮躁庸俗为表征的反面的脸面。这与阿Q前辈之“精神胜利法”相近似也。
的确，爱慕虚荣的人，全世界都有，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脸面最具“诗情画意”。
以政治的观点来划分，我把中国人脸面分成以下三大类：其一是公共意识——社会的脸面；其二是被统治阶级——普通百姓的脸面；其三是统治阶级——各级官吏的脸面。
对于社会的脸面，情形颇为复杂。且极易受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虚火的影响。许多人一旦粘上这种虚火，就可能高烧不退、晕晕乎乎。以至于不辨南北东西。在这种虚火高烧不退的情形下，是很不容易自悟自惕的。非得大吼一声，才能使之猛然惊悟。
盖由于我们泱泱华夏，长期积弱积贫。文化、科学、技术等处处不如人，公众的文明意识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亦与西方国家相去十万八千里。号称有着煌煌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古国，其脸面安在？于是我们就心浮气躁，就生拉硬扯地弄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时时处处欲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拼着老命也要争回脸面——纵然我们现在比不上人家，但我们的祖先可比他们发达多啦；纵然我们在物质上比不过人家，我们也要在精神上也要胜过对方；纵然我们现在落后，谁敢说我们的未来不是灿烂辉煌？不把对方比下去，决不罢休。于是就从阿Q前辈那儿搬出“从前我可比你阔多啦”、“从身上捉个虱子出来，也比你身上的个儿大”、“临死之前‘拼着性命也想把圈画圆’”的经典逻辑来一较高低，来为自己争回面子。
我们先来翻开今天的中学的数学课本看看，看看这不知何时被我们更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吧。我们改名的理由，其依据在于古文献《周髀算经》里，记述了西周时期有一个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问话中提到过：“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一句话，即“勾三股四弦五”。据此，我们便一口咬定：商高早于毕达哥拉斯六百多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普遍规律，并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更名为“勾股定理”。
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定理，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某一特例的偶然发现。显而易见，所谓“勾三股四弦五”，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中的一个特例。特例以外还有无穷个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来求解。而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不但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且完成了对这一规律的几何和逻辑的证明。与商高发现的特例相比，这是霄壤相别的两回事。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却据此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改名为“勾股定理”，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勾股定理”！这也是一件非常为中华民族争脸面的“壮举”。
再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多年里“历史记述”来看。我们对于外国人因对满清皇朝的战争犯下的杀人的罪恶，犯下的火烧圆明园的史实，中国人一听就血冲脑门、咬牙切齿。而对于在同时期被“自己人”残酷杀戮的数万倍于外国人杀戮数量的华夏生灵，数千倍于被烧掉的圆明园的文化古迹，我们却默然无声。好象外国人杀人放火，罪就特别大，而“自己人”杀人放火，就是理所当然的。有的干脆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搅在一起，与你抬杠不已、纠缠不清，让你无言以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确实很为中国人争脸。
再翻开我们今天的历史课本看看：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高度发达，其极尽机巧之工业机器人，已代替了人类许多方面的繁复劳动，把人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此时就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要先进好多倍呢，我们的祖先比他们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哥白尼发现并证明了日心说，为人类认识宇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从客观上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转动！
有人若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是人类认识地球和自然的历史壮举。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国的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一百多年呢！说明我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比西方国家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在周代就发明了筹算，这不是计算机的雏形是什么？《周易》里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一长一短的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的嘛？二进制还只是它的一条支脉呢。据某时某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一只“陶制鼠标”呢，不信请看某日某报！言之凿凿，报章亦在，不由你不信。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金属冶炼和材料科学先进，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近年在湖北某地考古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剑，虽经两千多年的水土腐蚀，直到今天仍然光可鉴人、削铁如泥，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把球钢、碳钢、结构钢、合金钢等的冶炼技术，推进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有人若说，近代科技发端于欧美，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近一百年以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和。这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做为世界文明传播的基础，恐怕他们到现在还处还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里呢？（常常为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的真实性，是很值得讨论的。因为：造纸，埃及在四千多年前就发明了沙草纸；火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近代黄色火药的发明，是因为黑色火药的发明的结果；指南针，中国磨出来的磁瓢，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方人发明和使用的磁针，是来源于中国发明的磁瓢；而活字印刷，既然有那么大的生产优势，为何直到清末民初，一直还在使用雕版印刷？直到德国人发明了铅活字之后，活字印刷才得以迅速普及。对于这些问题，一般的中国人常常被一种民族主义虚火烧得晕晕乎乎，很少愿意这样思考问题。倒是有两项“发明”，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的“专利”：其一是灭绝人性的太监制度。这种中国皇权专制的霸道惨毒，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皇帝恨不得将全国的漂亮女人供其一个人宣泄淫欲，而对于其它男人的小弟弟的存在，也使皇帝老儿寝食难安。于是就一刀下去，连根切除。只有这样，才使皇帝老儿感到安稳舒服。其二是中国男人病态地迷恋于戕害女人。将女人活生生的、健康的天足，变成满足中国男人病态审美的牺牲品。这样残忍的“发明”，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历久不衰，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以残为美，并对之嗜痂成癖。）
有人若说，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国差距很大，特别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滩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令世人惊叹，中国人应为此感到羞愧。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以世界17%的耕地（有的媒体故意将17％篡改成7％了），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你能说成绩不伟大？这不是肆意抹煞伟大成就？这不是恶意诬蔑优越的社会主义？你这是居心叵测！与反华势力搞大合唱！
有人若说，世界现代科技文化成果主要在西方，诺贝尔文学奖，大都被西方人摘去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被美国人获得了三分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全被美国人囊括。而自称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中国，却是一片空白。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报章媒体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咱中国，就算给我们评奖，我们也懒得去领！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气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眼睛翻白。近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近流亡法国的华人作家高行健以《灵山》系列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中南海不就发表声明严重指责说：“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挑衅”吗？
有人若说，我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其比例竟不足3%，低于许多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之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多少农家子弟就算考上大学，也因求贷无门只能与大学绝缘？多少下岗工人为子弟学费面壁而泣？多少贫困学生在贫穷的苦难中煎熬？《义务教育法》颁布多年，可义务教育的学费却越收越多，令多少孩子因交不出学费而在校外踯躅。堂堂正正颁行全国的《义务教育法》，业已变成了一纸空文！科教兴国唱得虽然动听，也已经快变成了一只画饼。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教育投资，我们的办学数量，比起“解放”前来，不知增长了多少倍？这么巨大的成绩摆在面前，你却视而不见？且这样危言耸听地唠叨不休！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被境外反华（实为反共）势力所利用？亡我之心不死？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再不闭上你的臭嘴！小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你砸为齑粉！
有人若说，汉族两次沦为亡国之奴，蒙古和满洲贵族分别在中原建立了殖民奴役的朝廷（不是国家），说明了中原人民的衰败和柔弱。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专家文本（如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野蛮民族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可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却反过来征服了这些强悍的民族。这不是中原文化的巨大胜利是什么？余秋雨的说辞，这让我想起这样一个比喻：一个被强奸的人，她居然宣称，“别人虽然用暴力强奸了我，但我用生殖器战胜了这个强奸我的人！你看我生下了有他血脉的儿子，却只认我是他的娘亲”。
有人若说，在五十年代初，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武力干预。麦克阿瑟奉命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穷兵黩武的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被迫接受斯大林之命出兵助战。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而我方的伤亡将士的数量数十倍于敌方（因为心虚，过了五十多年，战争中自身的伤亡情况，还不敢昭告国人）。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得焦头烂额、鬼哭狼嚎，被迫坐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这不是巨大的胜利是什么？！
有人若说，金门炮战，是毛泽东为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给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提倡的和平竞赛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美中（中华民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苏也是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所幸苏美两国都看清了毛泽东的狂妄企图，才避免了被毛泽东拖入战争深渊，才避免了全世界的又一次生灵涂炭。可我们的教科书上却“解释”说，当年的金门炮战，是为了防止蒋介石脱离大陆，阻止美帝国主义插手台湾。这种违背常识的胡编瞎说，连三岁小孩子都被逗得前仰后合、屁颠屁颠的。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令世人为之喷饭。
有人若说，被江青残害致死的孙维世和上官云珠，是因为她们曾被毛泽东拐上龙床，从而引起江青的嫉恨而惨遭毒手。而我们的历史课本却云里雾里、东扯西拉地予以遮掩。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弄得那班御用秀才自相矛盾、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如叶永烈之流所撰写的《江青传》）。
有人若说，我们在摹仿别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出来的技术和成果的基础上，一夜之间就可以仿制出相类似的产品来。我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借之大肆吹嘘，真是邪门！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诸多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段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恬不知耻、沾沾自喜之情，真让人拍案叫绝。
这真像一个民间寓言：一天，一只井底之蛙，看到一头小牛比它大，他横看竖看都不服气。于是它就鼓起肚皮欲与小牛一决雌雄，结果“噗”的一声，青蛙的肚皮胀破了。
他们也不认真想一想，祖先的勤劳智能，古代文化的辉煌，使中华民族的后裔们，在此面前相形失色，这不正是证明了我们的无能和耻辱吗！
诸位如有兴趣，翻翻我们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课本看看，再看看今天的各种报章媒体，类似这种自我炫耀和无理抬杠的表述，真是不绝于缕。笔者在此实在不能一一列举。连睿智明哲如梁启超者，其早期倡言变法之文，也多次陷入“古已有之”的自我辩白之中。何况如我辈之人，生于一个谎言的时代，被数十年似是而非的强制灌输，其懵懂浅陋、习非成是，业已成了我辈之思维的惯性。在此背景下，能有几人不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愚弄？能有几人不被拖入这似是而非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能有几人不在此自欺欺人的漩涡中神魂颠倒？
呜呼！中国社会的脸面，业已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不但让西方之人大跌眼镜，也使国内有识之士为之背气。
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脸面，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上。这些婚丧嫁娶“大事”，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的、而又互相攀比、极尽奢华的酒肉大席。结婚的人，明明知道结婚只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私事，却生拉硬扯地拉来很多人来陪衬，把终生的幸福维系在婚仪的是否隆重上；办丧的人，要把那丧事做得象国宴，生怕不如此，就会丢尽了面子。
这种徒费钱财把人累个半死的婚丧大席，我们哪个人没有经历过多少回。请帖一送，请人者说到底是为了捞回过去送出去的“人情投资”；而被请者，虽感心里为难，但人家来请了，也不能不给面子。只好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的背后，亲情友谊被玷污。只剩下了那种对金钱的赤裸裸的渴望和企求。
近年多有报道，某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人们，倘让其为希望工程或社会公益事业捐点资做个表率，他则靓脸变黑玉，手一挥，甩出几个硬梆梆的字：“去你的，没我的事”。若在风月场里一掷千金，却是豪气吞天、气壮如牛。据近年广州一大报记载：京穗甲乙两大款在歌厅遭遇，为了互相争面子，竞相点歌各不相让，点歌价码一个比一个高。以压倒对手为争脸的第一“大快人心”的要事。最后竟点到十万元一支歌。直到乙方败下阵来，才煞住车。如此有派的主儿光临该歌舞厅，害得厅内众人吐长了舌头，大气也不敢出。也害得歌厅老板既喜且怕，一边颤抖着爪子数钞票，一边不停的祈祷着说：“这怎么得了，别闹出人命呀”。甲大款自觉有脸，抢过歌厅小姐的话筒，象斗胜了的公鸡“咯咯喔喔”地大唱一通，众看客则报以热烈的鼓掌。乙大款自感丢脸，只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这些都是小老百姓们（即被统治阶级）的小脸面，对于权势人物（统治阶级）的大脸面，近年又滋生出以玩弄特权、挥霍民脂民膏来互相攀比，以沾花惹草、搂香倚翠、拈（怜）香戏（惜）玉等丑恶行径来相互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甲官某日宴请宾客喝掉十瓶茅台酒，花费公帑数千元。乙官一看就不服气。隔了几天，借故回请甲官，喝去十瓶人头马，花费公帑上万元，直到将甲官比下才算争脸。甲官某日用公款买了一部宝马，乙官一看，心里就不服气，隔上几天，也用公款买来一辆奔驰。乙官某日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出入社交场合，甲官一看便不服气，隔日就想方设法搂上一个走红的歌星出入社交场合。将乙官比了下去，才算争脸……
关于争脸，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治》一文中，有十分精彩的描摹。在此，我就不再耗费笔墨，就将林博士此文的精彩片段抄录下来，作为我这段文字的结尾吧。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象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
“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每小时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扣住，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警察)局长亲临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舟同车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位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的吩咐，一定要享受在满载硫磺之侧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不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出了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
“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了，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脸。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一定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簸，碰着船桅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了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
留位
五、中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
荆楚
所谓“官本位制”，是借用货币制度的“金、银本位制”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意即拿官衔大少、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尊严之价值。就象用金银作为本位货币来使用时，发挥它本质的“价值尺度”职能，用它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这也是一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学识、能力、德行为本位的“能力本位制”的一种社会价值体系。
笔者与许多青年人的闲聊胡侃，他们不谈学业，也不谈工作，更不谈发明创造，谈来谈去总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他们不是思考着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社会财富，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哪怕是低首下心、不顾廉耻，也甘之如饴。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象中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字。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也只有把自己安置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才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子。我想，这种人一旦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桩“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些人的势焰熏天，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资”，并力争“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钱，请我也不来”。因此，该官在任上必然使该地“天高三尺”（因为他们将地皮刮薄了三尺），而其治下的人民却渊深三丈也。而那些没什么路子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钻营竞奔为能事，以“扯大旗”为荣耀。
我想中国社会的盲目愚昧，中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与这种“官本位制”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中国早就应该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跨进文明社会行伍。
也难怪，中国经历了漫长而野蛮的专制统治，专制制度出于愚民的需要，只允许世人在专制文化的窠臼中削足适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杀于摇篮之中。专制统治者为了粉饰自己的“开明”和“求贤若渴”，也为了消弥人民的抵触情绪，防止人民起来抢他的交椅，就发明了“开科取仕”的把戏。自明代以来，朱元璋将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这就把一代代知识分子活埋在对的四书五经皓首穷经之中。将一代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用于考据和解释维护封建伦理的孔孟之道上。将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绑在等级森森、暮气沉沉的专制统治的机器上运转。让莘莘学子们拼着老命往这独木桥上挤，使他们对开科取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清初广东学者廖燕对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说：“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仕，与秦焚书之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读书人一天到晚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对其他书自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棼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陈四益《不焚之焚》，见祝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书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干隆时守旧大臣鄂尔泰亦一语中的、不打自招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笼络人才，舍此莫属”（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82页）。
在这种埋没人才、戕伐心智的科举制度下，有那幸运的学子，一旦金榜提名，就像是鲤鱼跳进了“龙门”。统治者就会借之大肆张扬，以示其“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岂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运儿光宗耀祖、身价倍增。由于科举考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先天不足，加之仅凭专制统治者个人好恶来取舍留汰，再加上专制社会官场腐败、舞弊成风，在光鲜耀眼的举子背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没，有更多的人中龙凤被消蚀。在中国古代，有多长的赶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间悲剧。经过一千多年的强化驯育，“学而优则仕”，业已成了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钻营竞奔，业已构成了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代中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势。
这种埋没人才的开科取仕制度，把全民族的莘莘学子引入“子曰诗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而将经世济用的自然研究视为“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使自然科学研究人才日见稀缺，而充满迂腐酸臭之气的“孔乙己”则汗牛充栋，真正的济世通儒则万不见一。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禁忌，必遭“大逆无道”之罪名而被“诛灭九族”。使中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事业近于窒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只剩下了一只腐朽停滞、愚昧落后、颟顸横蛮的巨大躯壳，西方列强开来几艘炮舰，就把它打个稀巴烂。号称“华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广州担任钦差大臣期间，闻言镇海炮台（今舟山群岛）被英军功占后，他大惑不解地说：“素闻洋兵无膝，一仆即不能起，何至于斯”（黄钟着《游手好闲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天朝大国的华丽衣饰内，却包着一块腐烂不堪的“弱肉”，几乎落到了任凭西方列强分而食之的地步。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竟在中国失传一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归宗认祖”。该书的作者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无奈感叹。
到了五四时代，先贤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辈，后哲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将“开科取仕”批得体无完肤、浑身脏水。先贤后哲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开科取仕再没了兜售的市场，而代之以新式学堂，授之以现代科学知识。不再将那“子曰诗云”和“之乎也者”作为学生的唯一功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盖世奇才，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科取仕”虽然被取缔了，但人们的思维定势的扭转却异常艰难。现代之中国，虽没有了开科取仕的铸范可循，可“官贵民贱”、“官本位制”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却显示了它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生存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衔大小、职位高低，作为社会中心价值的奇特现象。例如现今流行的哪一级别的干部，就配哪一挡次的车、住哪一标准的房、享用哪一等级的出差补助，连死后化成了骨灰，对追悼会的规格和骨灰盒的摆放位置，也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尊卑次序，且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否则就是严重的僭越或“政治错误”，令你就无法收场。
对于那些不够资格配享专车的低级干部，他们也要出去考察“烟酒”（研究），则以乘飞机、坐软卧、用硬卧等标准来区别之。等级之间的界限颇为严格，轻易僭越不得。如果无视规定硬要摆谱，就算不追究他僭越犯上的“严重错误”，也要自己陶腰包。在这种严格尊卑等级秩序下，那些记者、教授、研究员、院士、僧侣们，因为当初忘记了给他们定个行政级别，他们在外出办事时，登机、乘车、住宿和联络都挺不方便的。那好办嘛，就按他们的资历深浅，授给他们相应的行政“级别”吧！所以才有了让内外人士十分费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如 “某某为厅级教授”，“某某为局级记者”，“某某为省级院士”，“某某为部级和尚”，“某某为地级研究员”等，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种做法，虽能解没行政级别的记者、教授、院士、研究员、僧侣们的一时之尴尬，却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始终在“官”字上转悠，陷入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和艰难。
“官本位制”观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们眼里只盯着官衔职位，使得国人有“一叶障目、不知泰山”的狭隘和无知。在一个官本位观念浓郁的特权社会里，人们只知道官衔职位能带来一系列特权，而不知社会除了官衔职位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要人去参与。在毛泽东时代，曾极度贬损和打击人文知识分子，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他青年时代饱受知识界轻贱，从而使之形成仇视偏狭的病态心理因素外，大概也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制”和“官贵民贱”观念的浓熏重染，也有很大的思想渊源关系。
与上述“唯官是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种“厌官心理”。这是一架哈哈镜的另一面。因为近年各级官吏所作所为，使社会人士侧目而视，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誉很是不好。于是便使很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流人才做学问，二流人才办实业，三流人才才当官”的社会观念。报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不少家长见孩子学习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骂曰“读书不用功，学业没指望，将来只能去当官”。一些企业主见员工呆头笨脑地不中用，也狠狠地责之曰“看来，你只是一个当官的料啊”。
这种社会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厌官心理”的集中体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也是极力反对的。
撇开这种从“官位崇拜症”的极端，走入“官位厌恶症”的另一极端的病态心理不说，假如真让三流人才充斥各级行政和社会管理机构，恐怕中国人民永远没好日子过。这是由于三流人才没有“慧眼识珠”的灵性，就会使一流人才所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会把珍珠当泥沙，就会使宝玉变瓦砾。也因为三流人才的学识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欠缺，比较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种就是“学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另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种人，很可能为了防止别人抢他的“交椅”，而采取“武大郎开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则；而后一种人，则可能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总认为“枫桐县里无好人”。两种心理都是病态的，都可能变本加厉地嫉贤害能。让这种人手握国家各级权柄，他们很少会有“圣人在朝、国之宝也，圣贤不举、国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样一来，最终还是国家受难，民族遭殃。
愿中国的有志青年清醒理智一些，摒弃这种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制”和“唯官是求”的意识，用更多的精力来充实自己学问见识、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争做人类文明传道者和科学文化的创造人。也愿中国的有心人，在认清了官本位制对社会的危害后，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苍蝇老鼠之肮脏腥臭，避之犹恐不及。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营造出一个以能力、学识、德行等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体系，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也愿当前的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养，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积蓄一些正义良知。虽然现在学习和养成这些文明素质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大众谋福祉，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更愿那些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不凡才华的有志青年，尽快脱颖而出，使之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或管理岗位中去，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开一代廉洁正直的官风民气。
相信在社会各界和各地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种“盛气凌人、酒气喷人、胸无点墨、心无廉耻”的干部，那种“官油子”和“官混混”们，以后会越来越少，而出现一些才华横溢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的政治家。也愿我的良好祝愿，不会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说梦话”。
六、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
荆楚
中国的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只是专制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过去是皇权专制，今天是党权专制，或曰党寡头专制。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带着浓厚的专制特征。因之，中国现时的社会性质，表面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质却是一个专制的奴隶社会。长期的专制统治，将中国社会培育成了一架巨大的哈哈镜，哈哈镜的正面鉴照出的，是皇权思想；哈哈镜的背面显现出来的，则是国人的草民意识。
近年来，影视媒体上充斥着“明君、贤相、清官”的作品，影视屏幕中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鬼影憧憧，就是女皇、太后、贵妃们的阴魂起舞，还有名目繁多的宫廷斗争的“秘史”、“艳史”、“戏说”的作品大行其道，且颇受大众欢迎。
被先贤哲人说成是“罪恶的渊薮、阴谋的产房”的皇宫和皇帝老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一个个都被描绘成仁慈爱民、智能开明、清正廉明的“青天大老爷”。皇宫也被描绘成了小姑娘嘻笑打闹的游乐园。他们无视皇帝老儿的阴鸷毒辣，无视皇权的冷酷罪恶，却挖空心思将皇帝老儿捧上了天。仿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一场天大的历史错误似的。
对于这一现象，真让人感叹袁世凯和张勋之流的“生不逢时”！如果他们在生活今天，借这个大好时机复辟帝制，不但不会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并获得国人的大大吹捧和衷心爱戴呢。这对于亚细亚专制社会里那些“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独裁专制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日思夜想所祈盼而灌输给社会的好东西——迷魂汤。今天的“南书房行走”们，他们的卖力煽情之作，确实应该获得其主子的丰厚奖赏——在黄金时段大播特播。
我真不敢设想，那些在二十世纪初被骂臭了的皇帝老儿们，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终于能够光芒四射、扬眉吐气。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是怎样的兴高采烈？而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反皇权、反专制、反奴役的志士们，如果他们灵魂有知，又是怎样的懊悔莫名？又是怎样的垂头丧气？
我不反对这类作品的制作，实在要写，就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以犬儒的态度，以南书房行走的心态，站在为独裁者无耻吹捧立场上，以帮助专制者愚民为宗旨。更反对对历史事实进行断章取义和恶意篡改。特别反对在这种具有浓厚的专制文化和奴性意识历史背景上，再雪上加霜地播撒专制文化和奴性意识的毒素。也对众多“草民”们对这类“明君贤相”的庸俗作品的疯狂痴迷感到惊讶不已。
在一些人的眼里，国家一词最好由朝廷来覆盖，民主一词最好用“明主”来代替，民权一词最好由特权来切换，公民一词最好由臣民来更正。
正因为有了兜售的市场，才使得这种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才有人不遗余力地歌颂专制帝王的“文治武功”，才使得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日益浓厚。而在被官方控制的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浪下，这类“气死历史学家”的作品铺天盖地的密集轰炸，这种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精神毒剂的卖力播洒，这种为专制帝皇招魂的招魂幡的猎猎招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贩卖麻醉神经中枢的海洛因有异曲同工之妙。
皇朝更替，百姓涂炭。翻开一部二十四史，专制帝王象走马灯式的不断替换，几千年下来，所谓的“明君贤相”者能有几人？号称“一代明君”的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屠弟”，然后挟持父皇而取得了权柄。其后数年间，他在魏征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从而坐稳了江山。开创了所谓的“贞观之治”。由于魏征屡屡犯颜直谏，遂使志得意满的李世民大为不满，就想把直言敢谏的魏征处死：“会须杀此‘田舍翁’”，所幸长孙皇后聪慧贤良，闻此立即盛装而贺，以一句“君明才臣直、家国之幸也”的巧妙规劝，及时劝阻了唐太宗，使唐太宗听了十分惬意舒服，才未酿成历史大错。才使得李世民成为世世代代歌颂的“一代明君”。
再看看具有卓越才华的“康熙大帝”，也曾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苦乱翻书”而大兴文字之狱，并使这种文字狱贯穿于满清王朝始终，使民族文化遭受空前的浩劫。
所谓的“明君”尚且如此，其它皇帝的昏庸无道和骄奢淫逸，也就可想而知。因此，纵有那凤毛麟角的明君、贤相，因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不能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根本就不可能修正自身错误和完善自己。绝大多数专制时代的帝王将相，都在阴谋罪恶的权术泥沼之中越陷越深，给人民制造了多少血泪和苦难？在这种高度集权专制的制度下，没有哪一个专制王朝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的悲惨命运。
中国的古代的历史观，不是一个文明逐渐推进的历史观，而是一个“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历史观。中国古代的社会，不是一个代际接力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频繁振荡和反复破坏的社会。每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是百姓们尸骨成山、血泪成河。每一次金銮宝殿上的更换屁股，都是以文明成果的毁灭为代价的又一次“从零开始”。每一次都是“赶走了虎豹，迎来了豺狼”。百姓们的尸骨和血泪，都被“社会精英”变成了制作新皇冠的材料。
在这种争权夺位的白刃翻飞之中，社会没有因此获得丝毫的进步，民生没有获得丝毫的改善，每次都是“打破原有的坛坛罐罐，烧掉原有的建筑，一切又从头开始”。张养浩一曲悲怆苍凉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颇能道破其中玄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踯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专制官吏将统治人民形象地说成是“牧民”，地方行政长官则称之为“州牧、郡牧”等。一个“牧”字，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把辖下人民当牲口看待的心理。因此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强烈的征服占有欲，使他们变得自负和狂妄，所以他们就天经地义的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这就是中国皇权思想的典型写照。
北大学生余杰曾感慨地写道：他去故宫博物院，看到很多人穿上“龙袍”过皇帝瘾，脸上则荡漾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满足和自豪感，还将这“难忘的时刻”摄入镜头，将这“皇帝”的肖像放大后挂在显眼的厅堂。全然不知封建帝皇的荒淫无耻和阴险残暴，却挖空心思以当一次虚假的皇上为荣。看到这种现象，真让人恶心（大意）。
中国民主革命了近百年，可人民的思想意识不但没有前进，还在大踏步后退，仍然回到了专制奴隶的社会里。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皇权思想长期作祟的结果。
国际歌在中国就唱了五十多年，歌词中那“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而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或个人，却时时不忘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不厌其烦地自我炫耀和拼命鼓噪其“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而麻木愚昧的国民们，则被强化驯育成了可怜的奴隶而不自知。
如果说孙中山时代接见人民、人民出于对伟人的崇敬而叩头跪拜、三呼万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中国”，距孙中山时代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在“开国大典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亲自添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让国民山（三？）呼万岁，则显得不可思议了。
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当受到人民的叩头跪拜和山呼万岁时，他不但不引以为荣，反而引以为耻和严词拒绝。并语重心长地教育身边的官员，告诫国人树立民主意识。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有意建筑“个人崇拜”的迷宫神殿，有意使人民在宗教狂热之中失去思辨的能力。为其实行专制的法西斯统治创造意识形态的基础。正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使得康生、林彪、“四人帮”之流横行无岂，才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皇权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使许多现代“革命者”也跳不出它的魔掌。好些人昨天是专制制度的掘墓人，但他们一旦夺得江山，坐上了龙椅，就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姿态，就变得骄横跋扈、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就就抱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思想，就容不得任何批评意见，就对不同政见者施以“专政”的手段。因而才有“反右”和“文革”等历次血泪斑斑的政治灾难。
在“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腐朽的血统论观点，很能赢得那些有着高贵血统的“龙子龙孙”们的大力支持。有一个对此持相反观点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为了与这种为社会歧视抗争，曾撰写论文驳斥这种观点的反唯物主义性质。龙子龙孙们无法用论文来响应，就组织辩士与之舌战，也被驳得理屈词穷。于是他们就恼羞成怒，遂让他们手握大权的爸爸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砍下了遇罗克那年轻的头颅。
我们的官吏们也来自人民，他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社会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情结的异常浓厚，也使很多人在没有把握权柄时，对贪赃枉法和腐败现象痛心疾首，但到了他们一旦掌握权柄，经过一定时间在官场中的熏染陶冶，他们有的则会变得对贪赃枉法和腐败现象熟视无睹，有的则因此而学得油滑猴精，做起贪赃枉法和渎职腐败的罪恶勾当来，比谁都快；行起祸国殃民的猫腻来，比谁都能。所以小百姓有一句俗语“为人莫做官，做官都一般”。
不少人当官没三天，就自视高人一等，就把自己看成是天生的“龙种”，就用鼻音跟草民百姓说话，就会对纳税人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那些出身高贵的“龙子龙孙”们，他们就更有理由骑在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而不能平等看待他治下的“草民”了。以上这些就是皇权思想的活的标本。
如果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再遭受人祸政灾和失去理智, 就应该对灾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把全部责任，往已经作古的死人——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一推就完事。如果不希望我们的民族象“反右”、“文革”那样的兽性张扬、人性泯灭，就应该将这相辅相成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有大胆的揭露和剖视，而不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永远地“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昨天的这一切罪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这种人间悲剧重演，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加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摆脱目前这种被边缘化、妖魔化的耻辱。
与浓厚的皇权思想相适应的，是国人的“小草情结”和“螺丝钉精神”。我将其命名为草民意识也。
曾几何时，一曲“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的《小草歌》的歌词，曾使得多少国人唱得如醉如痴？一时间《小草歌》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直冲霄汉。怪不得西方人士对我们将这种“小草精神”描绘得如此富有诗意而惊叹不已。而被当局推崇了几十年的“螺丝钉精神”，究其本质，乃是将草民意识重新包装后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将这种精神的不适当的推崇，使全国人民都成了没有个性、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一颗颗“革命的螺丝钉”。使许多人自以为“我是一块革命的砖，党叫往哪就往哪儿搬”，使许多人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血肉和思想的“人”。从而开创了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社会氛围。有了这种精神，就为“一言堂”、“家长制”和专制独裁准备好了上等的迷魂汤，当权者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有了这种精神，就会造成国人才华的长期埋没，使国计民生长期落后甚至倒退，还要整天自吹自擂地炫耀取得了多少“辉煌业绩”；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拒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念。
无数先贤烈士为之不懈奋斗的、并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被少数人忘得一干二净，恨不得又回到专制王朝去称皇称帝。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口号，只不过是他们争夺江山社稷而号召人民为他充当炮灰的幡子。一旦蹬上了御榻、坐上了龙椅，就撕去了一切伪装，甚至连这片“遮羞布”都成了多余的东西，牵强附会地将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智能的最高成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轻松地贴上“资产阶级的”的标签，然后对其进行批倒批臭，赤裸裸地当起了专制皇帝。
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解放自己，也不能指望闭着眼睛撞大运，而要靠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从来没有哪一个反动的统治者，能心甘情愿的放弃他们的特权利益而施舍给你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而被施舍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虽然来得省心省力，施舍者却可以凭一时高兴尽情施舍，也可以凭一时不快而尽数收回。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为之不懈奋斗，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人民走了多少弯路，付出了多少牺牲，留下了多少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意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才觉悟到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急迫。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培育民主意识的必经之路。而大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开启民智的唯一钥匙。虽然这些一切来得太晚太迟，但也弥足珍贵。这也是中国人民用血泪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哲人智士不懈努力争取到结果。值此机遇，我愿为此薄尽绵力，否则于心不安、问心有愧。
七、中国人的马屁人格
荆楚
所谓马屁人格，是指巧言令色、趋炎附势、献媚讨好、吮痈舔痔等一系列丑恶行径，成为一个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并成为国人人格构成的基本元素，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我将这种文化现象命名为“马屁人格”是也。
法哲孟德斯鸠说过“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如果说绝望无奈、麻木冷漠的国民是专制政体的主产品的话，那么马屁人格则是专制政体的副产品。
独裁专制的社会，既是一个恐怖的社会，又是一个小人横行无忌的社会，更是一个钻营竞奔之徒大行其便的社会。两千多年前，屈原曾绝望地感叹：“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所描述的社会现象，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也，且愈益浓厚。
专制制度是繁衍马屁人格的天然温床，是孕育马屁文化的优良培养基。专制制度的酷烈程度，与马屁人格的浓郁程度成正比。而社会的开明、理性程度，则与之成反比。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专制社会，经过了几千年专制文化的熏陶濡染，因而马屁人格异常浓郁，且源远流长。
如前所述，魏征呕心沥血地辅佐唐太宗治国安邦，屡屡拂逆进谏，使唐太宗看见魏征就如芒刺在背，弄得唐太宗十分不快和恼怒。于是唐太宗在长孙皇后面前放出狠话——“会须杀此‘田舍翁’”，亦即“等有了机会，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以一句“君明才臣直、国家之幸也”的马屁话，拍得唐太宗十分的惬意舒服。于是才打消了他的恶念，才使魏征拣回了一条小命。这使唐太宗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也使长孙皇后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贤后。
较为有名的是乾隆皇帝与纪晓岚的“斗智”的故事：纪晓岚屡拂逆鳞地“谏君之过、正君之非”，弄得乾隆皇帝十分不快。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将这个纪晓岚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一次，纪晓岚鹦鹉学舌地朗诵宋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样文章之时，乾隆皇帝立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命令纪晓岚立即就去死……纪晓岚百般无奈，只好遵命去投水自尽。当纪晓岚缓缓踯躅到水边时，他急中生智、计上心头。他于是立马回去跪见乾隆皇帝道：“固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臣走到水边，正要投水，却遇上一个人，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臣才不敢贸然去死。待奏明皇上后，臣才敢去死。”乾隆皇帝说：“你遇上了谁呀？说了什么话呀？”纪晓岚回奏道：“臣正要投水，屈原从水中冒出来大骂臣曰：‘臣不幸遭遇楚怀王这个无道昏君，才迫不得已投水而亡。而今皇上是何等圣明仁智！你投水而亡，将置当今皇上如何地？’臣实不敢隐瞒，故赶紧回来奏明皇上，请吾皇圣裁”。乾隆皇帝明知纪晓岚是在胡说八道，但因为纪晓岚的马屁拍得实在太绝妙、太高明了，拍得他心花怒放，于是哈哈一笑，赦免了可怜巴巴的纪晓岚……
如春秋时代的“名臣”易牙，有一次听到齐王感慨道：“什么珍肴美味都尝遍了，就是没有尝过人肉的滋味”。易牙一想，这么好的拍马的机会，岂能错过！立马回家，将自己的儿烹了，献给齐王尝鲜。
又如战败被虏的越王勾践，很多人都知道他私下里卧薪尝胆和公开的为吴王尝便的故事。他数十年低首下心，数十年自甘隶仆以事吴王。其拍马之术的炉火纯青，到今天还为中国的众多“智者”津津乐道。
林彪的拍马之术，可谓登峰造极。什么“四个伟大”呀，什么“句句是真理”呀，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呀，什么“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呀，什么“听话要听到盲从的地步、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等等。拍得毛心花怒放。毛一高兴，就让林掌握了“法定接班人”的龙头老二的大权。可是，林彪又走了刘少奇的老路。又因为毛的猜忌无常和怀疑成癖，而被毛将林的全家玩完，使林彪全家曝尸于温都尔汗。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因拍马屁而拍在马腿或马蹄子上，从而引起“马”的不满，而被“马”愤而扬蹄，将拍马者活活“踢”死的众多记录：
如朱元璋时代，大臣徐一夔作了一篇万秀节（皇帝生日）颂圣的贺表。贺表中有一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字样。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地说：“‘生’者，僧（和尚）也；‘光’者，剃发也；‘则’字音近‘贼’字”。认为此表是暗指他当过和尚做过贼。不由分说，就将徐一夔“拉下去，砍了”。
又如江南富商沈万山，捐钜资修建一半南京城墙。因其资金充盈，加之事必躬亲认真监督，施工速度快且质量好。使沈万山建造的城墙，竟然早于朱元璋监造的城墙提前完工。弄得朱元璋心里十分不快……一次朝廷又动员沈出资犒赏军队，沈只好从命犒军。但朱元璋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借题大做文章。说沈万山染指军队、居心叵测。要立即杀了沈。众大臣念在沈有功于朝廷，就一齐苦苦劝谏。朱元璋只好也“皇恩浩荡”一回，就改为将沈流放云南，让沈万山客死戍所，此案才算了结。
雍正四年，查嗣庭被任命为主考官典试江西，所出试题为“维民所止”四字。其意是让学子抓住“顺乎民意”作文章，歌颂满清的屠刀征服是顺乎民意的改朝换代。由于“雍”字无头是“维”字，“正”字无头是“止”字。阴谋刻深的雍正帝，将此四字引申联想，就变成了“雍正无头”的意思了。最后雍正作出的结论是：“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讽时势之意，律以大逆无道立决枭示”。
又如雍正时代，有一大臣作了一篇颂圣的“大作”，文中为了照顾辞赋的押韵，就将“朝干夕惕”倒装成“夕惕朝干”了。雍正皇帝一看，认为该大臣是在嘲笑满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于是不由分说，就将该大臣全家“斩草除根”了。
无独有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了“著名”的《万言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彭德怀的《万言书》，实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颂圣之作、马屁文章。但因为文中有一句“有过亦有功”的不痛不痒的话，就弄得毛泽东龙颜大怒。怒斥彭“为何将‘过’放在前面、而将‘功’放在后面？”。并以此为理由，展开了一场对彭德怀的“无限上刚、无情打击”的大批判运动。
中国历史上，从远古的春秋战国，到今天的毛共时代，常常是无耻小人得势，而正人君子遭殃。正人君子在与肖小之徒的争斗中，往往败北，被无情的淘汰。
“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专制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专制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王宜《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一部“小人宠贵，君子困贱”的历史。中国的社会，自始至终都是“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的社会。（汉末•仲长统《理乱》）
可以说，一部洋洋数千万言的二十四史，除了墨迹的缝隙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之外，而在这“吃人”的字缝之间，又是一些如何将马屁拍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的记录。
清末民初思想家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无情地撕去了历代专制统治者假仁假义、仁慈爱民的伪装，将其脸厚心黑的伪善面目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被清末民初的几代独裁者视为心腹大患，因而将作品指目为“歪理邪说”，对其进行围追堵截。而对作者则视为洪水猛兽，欲以“大逆无道”进行肉体消灭。
今人一本署名心悟的《马屁经》（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其印数不菲、流传甚广。作者谆谆善诱、语重心长地为社会钻营竞奔之士传授厚颜无耻、献媚讨好、见风使舵、背亲卖友、吮痈舔痔、拍马溜须的升官之术之不懈精神，倒也可嘉可叹。
“解放”以后，中国完全复辟了专制独裁制度，完全阻断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因而数十年来，马屁人格获得了极大的增益。发展到今天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怜泱泱中国，业已成为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马屁高”的马屁国，成为一个“千破万破，马屁不破”的马屁精的乐园。
打开各种报刊杂志，拧响收音机，按亮电视……参加各种会议，观看各种口号标语……何处不是谀词滔滔、马屁滚滚？何处不是牛皮轰轰、虚美袅袅？何处不是无耻肉麻、庸俗虚假的无聊吹捧？什么“光荣、伟大、正确”啦，什么“辉煌成就、光辉业绩”啦，什么“与时俱进、共创未来”啦……连经济下降、生活滑坡，也用“负增长”一词来予以掩饰。这实在令人作呕。
也不要以为马屁人格只是一个无关大雅的个人品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没有多大关系。非也，这可是一个关系国家兴旺发达、民族理性健康的大问题。如果马屁人格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人格，拍马屁成了国人基本的保命或谋生手段，就会使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人无法存活。就会使当道者在马屁人格的长期熏陶下，因失去正确的信息，而变得无知狂妄。就会使专制者视蝇营狗苟之众生如无物，从而干起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来，一路绿灯通畅无阻。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先是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然后却又出尔反尔，把奉命说了真话的知识分子象垃圾一样扫进地狱。把人们的良知和责任心一脚踢进太平洋。使国家脊梁和民族精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众多被政策愚弄和批判的“右派”们，谁不知道这种毛泽东这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行为猪狗不如？但为了不激怒当道者或避免被加重处罚，哪个不是诚惶诚恐、痛不欲生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而众多参与这场运动的大小官僚们，为了表现他们在运动中的积极和进步，以便避祸或爬官，哪个不是拼命大拍毛泽东的马屁，因而声色俱厉、气壮如牛地在那里深挖狠批？哪个不是在那里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地兴风作浪？而众多的媒体，哪家不是在那里众犬吠声地鼓噪：“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本来纠左的会议，开成了对“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的批斗大会。面对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众多的中央大员们，哪个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拍毛泽东之马屁？哪个不是也昧着良心展开对“彭、黄、张、周”的愤怒声讨和猛烈炮轰？在这个丑陋的大合唱之中，中共高官的丑态嘴脸暴露无遗，这还算是小事一桩，更为重要的是，遂使国家和民族在极左的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最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使五千多万农民成为饿殍野鬼。以至贺龙元帅在他临死之前，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紧跟周恩来狠批彭德怀而痛悔不已。而据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记载，罗瑞卿对他与彭德怀一同关在秦城监狱而大惑不解，“他反对过毛主席，他有什么资格同我关在一起？”。而我们的众多媒体，哪家不是在那里助桀为虐、为虎作伥地瞎喊助威：“庐山会议，粉碎了“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阴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中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众多中央大员们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有谁不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成果，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众多的媒体，哪家不是众口一词、指鹿为马地大声喧嚷：“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会议上某个实权人物发言，发表了一通人云亦云、了无新意、语言乏味的陈词滥调，甚至在计划生育会议上因拿错了讲稿而大讲特讲“多生、速产、快致富”，而在发展养猪会议上大讲特讲“一胎放环、二胎结扎、三胎抱走加罚款”。谁不知道他的讲话狗屁不通、贻笑大方？只不过堆砌了几句时髦口号而已。但为了拍他的马屁，主持会议的人则马上恭维说：“这个讲话啊，对我们的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深刻异常”，而众多与会者则报以热烈的鼓掌……
近日民间有一段子颇为形象传神：近年某月的一天，某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的大人物接连放出三个臭屁，其臭不可闻，响如裂帛。众臣工虽感恶心，也不敢稍露声色。某大人物亦自觉难堪，不便启齿。这时一小吏挺身而出，当庭作一《屁颂》呈上并诵之曰：“善哉吾皇，美哉斯屁。高耸肥臀，巧控妙关。訇然乎如丝竹之声，妙胜天籁。洋洋乎如芝兰之气，沁人肺脾。且叠之再三，其蕴无穷”。该大人物闻之大喜，立马将该小吏连升三级，坐直升飞机出任了中央某部长之职。该部长走马上任之后，感恩图报，在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宣讲“三个臭屁”的重大意义，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此“三个臭屁”成了全国上下顶礼膜拜的新的图腾。
更为要命的是，马屁文化浓郁、马屁人格众多的社会，正直、诚实、善良、单纯的人，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同流合污的一起拍马屁，才可以保下小命，才可以获得“饭票”。从而使中国的世道人心日趋虚伪和卑劣。使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不堕落不卑鄙，还真不行”的奇特社会。
消除国人这种马屁人格的根本之法，在于建设一个以德行为统治原则的民主社会。官员的任、免、去、留由选民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实权人物在密室中决定一切。只有这样，才能铲除酝酿马屁人格的制度土壤，使马屁精无所施为，舍此别无他途。
而要使马屁精无所施为，有赖于建立一个公正开明的选举制度，有赖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选拔程序，有赖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制约机制。在一个缺乏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的社会，在一个没有正常的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的社会，是不可能使它的人民走向文明进步、理性成熟的；而一个失去了文化良知的社会，其必然结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趋向虚假和堕落。当这种虚假堕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当权者就会变得越来越心虚，唯恐人们说几句实话就会使其无法立足。
为了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往往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压制和堵塞不同的声音，只允许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东西存在，而批评和指谬的声音的存在，往往使色厉内荏的独裁者心惊肉跳、惊恐万分，唯有“将不稳定因素（主要指批评性的言论）消除于萌芽状态”，才能使其心安理得、高枕无忧。
在这种自我恐怖的社会氛围下，独裁者甚至不惜使用翻云覆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卑劣伎俩，来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但是，越是愚弄欺骗，就越是造成社会的愚昧落后。而越是愚昧落后，就越需要愚弄和欺骗。独裁者一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轻易不能跳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本已十分浓厚的、中国特色的“马屁人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八、中国人的饕餮人格
荆楚
我把中国人病态的残忍、暴虐、贪婪的饮食观念命名为饕餮人格。
近年来，社会的物质产品较毛泽东时代有了较大的改善，国民长期压抑的物质欲望被空前激活，饮食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
将我们的饮食观念与西方国家一比，就可以看出十分明显的差异：西方社会一般把进食看成是为了维持其自身生命和体能的一种手段，只要营养达到一定的要求，食物的外在形式一般不太讲究；而中国人则把饮食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享受，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所谓“民以食为天”，天者，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是也。因此，中国人饮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反而对食物的内在营养不甚在意。
这也许是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尝够了饿肚子的滋味的缘故。特别是大跃进之后带来的大饥荒的年代，数千万农民成为饿殍新鬼，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所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见面寒喧，第一话总是离不开“吃了没有”的问候语。这虽让人感到可笑，却是情有可原、持之有据的。如今生活有了改善，再也无需象六十年初代那样挖蚯蚓剥树皮充饥，而国人的志趣品味却没见多大提高，仍然往“吃”字上一路直冲下去。仍然把一个“吃”字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颇让人感到沮丧和忧虑。
台湾作家陈克环的《谈吃》一文，说尽了吃的妙用。他说中国人生活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一个“吃”字，滥吃海喝比比皆是。生孩子吃，死了人吃，满月周岁吃，考上大学吃，结婚吃，离婚了也吃，自己和亲友生日还是吃，朋友相聚吃，朋友分别还是吃，连极富罗曼蒂克的男女恋爱，也被称为“找长期饭票”……
首先看看中国人是如何吃得残忍的？
陈克环先生指出，中国人将自己饲养的宠物如猫狗等，不但杀来食用，还嫌放血后肉不好吃，便用棍棒将其毙杀。击杀过程中，宠物惨声哀叫直至毙命，而主人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梁实秋先生《炸活鱼》一文所记：中国人以活鱼做菜，能将鱼头以下烹熟而鱼尚且活着，客人食用之时，鱼吻鱼鳃尚在活动，鱼眼也在盘中惨兮兮地看着食用它的人们，这就是所谓的“炸活鱼”。中国人还嫌在国内享用这道残忍的“炸活鱼”不过瘾，并将这手残忍的绝活引进到新加坡，遂受到新加坡政府的查禁。梁先生为新加坡政府拍手称善也。
食冠天下的广州有一道名菜叫“生猴脑”的，是先将活猴置铁笼中推到食客的面前，当着食客的面将猴头钳住，仅露小半猴头在外，然后再将活猴的天灵盖掀去，就可见到布满血丝的生猴脑呈献在食客的面前，然后供食客们美美地享用。食客们每于猴头中下箸动匙，必令笼中之猴惨绝哀嚎，而座上豪客却津津乐道、安之若素。
也许这还算不了什么，因为所他们所虐杀的毕竟是一些动物，更残忍的是名副其实的人肉宴席。随便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出现“人相食”记录的史实不下数百次，可见中国人的食人传统源远流长。如“名厨”易牙，为了讨好齐王，竟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献君王尝新；又据《资治通鉴》和《明史》记载，黄巢、张献忠以人为粮，黄巢攻占西安，潼关内外赤地千里；张献忠盘踞四川，天府之国，“噬无遗类”。那里的人哪里去了？原来他们被“起义军”掳获当作“人粮”被吃掉了。《三国演义》也记载：刘备仁德“闻名”天下，百姓倾慕，他失小沛如丧家之犬曾向一村夫刘安求食，刘安无肉招待，竟杀妻割肉以飧刘皇叔，待刘备逃脱报与曹操，这毫无人性的刘安竟受到曹操的嘉奖和称颂。据流亡作家郑义披露，在“文革”期间，上思县竟有一百多名“地富反坏右”被充满“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烹而食之。一次作家从一名多次吃人肉得到“经念介绍”：将人的鲜肝切片，在烧红的瓦片上焙着吃，才最有风味……
其二是吃得暴虐。
人们食物精美一点、菜肴丰盛一些，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人们往往为了一桌酒席甚或为了一道佳肴，不惜精雕细刻付出几天的劳动，当这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被摆上餐桌后筷子一捞，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如此暴殄天物，实在是把艺术天赋用错了地方，这无异于对自己的劳动的自虐自残。
中国人在吃字上所费的心机，颇得夷人称道。因此，陈克环先生将中国厨子与日本老婆、美国房子、法国情妇并称为世界四绝，是权贵们竞相追逐的极乐享受。
以当前世风，中国人的滥吃海喝，也不全是为了自我享受，更多的是为了交际应酬。我们单位的一名原头头，群众见他每日都昏天黑地的吃得脑满肠肥，有人曾讥其脂肪肝和酒桶肚是因为吃“阿公”的太多之故，这位仁兄听了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在群众大会上振振有词地开骂曰：“我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在吃苦受累，你们不但不同情和理解，反而在背后咒我，这是什么道理！咹！不信，我宁愿每餐倒贴你十块钱，让你们也去尝尝味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不请人吃喝，你休想办成什么事？咹！”
其实这位仁兄所说的确也是大实话，只言语粗野横蛮了点而已。当今中国这个关系社会里，谁不是相互依赖希求，离开了一个“吃”字，就别想办成什么事，非要“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可。全国单是公款吃喝所花的银子就是1000多亿元，一年白白吃掉教育投资的三分之一，也没有人感到有一点羞愧和可惜！
猜想我们的祖先也受够了饥饿之苦，于是这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就留给了我们许多格言警语。如“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等等，都说尽了吃的重大意义。
其三是吃得贪婪。
今天，许多人腻味了家畜家禽之肉，就移情到野味上。现代社会各种技术高度发达，发达到利用各种高效先进的“缚杀工具”，使鸟、兽、鱼、虫无存身之地。许多与我们和平共处的野生动物，都难逃成为我们果腹之物的厄运。更有一些人甘冒国法制裁于不顾，也不怕让小百姓戳脊梁骨，用那“取之尽淄珠、用之如泥沙”、“秦人视之亦不甚惜”的纳税人的血汗钱来炫耀攀比，看谁更有“本事”吃到珍稀的野生动物，哪怕是烹吃大熊猫、白鳍豚、扬子鳄、华南虎等濒危动物之肉，也不会感到愧疚和可惜。
由于嗜食野味，就创造出“吃啥补啥”和“野生的更营养”的理论。几年之间，多少餐馆饭店都摆出“生猛”橱窗？多少市面竞相推出“珍禽异兽”大餐？许多人见野味大发利市，就群起而效之。更刺激着那些发财心切的各路猎手，他们手持猎枪罟网，将那天上飞的、山中跑的、水里游的尽数擒来，以供饕餮之徒美滋滋地享用，不将野生动物捕绝吃尽绝不罢休。对这种“野味文化”的空前盛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可怜那些与世无争的鸟兽獐雉，他们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繁衍在山川泽滂，它们一夜醒来都成了人们的笼中之物。
大自然给我们的报应，现在已明显的感觉到了。今天，当我们走进森林，再也听不到啾啾鸟语；涉足深山，再也听不到呦呦鹿鸣；来到水边，再也看不到到锦鳞游泳。如果有一天，这些大自然的尤物从我们身边绝迹，我们只能从挂图上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叫飞禽走兽？什么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惠施？什么叫自然万物的诗情画意？我想，那时的孩子们是多么的不幸。
也许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加不幸。因为恐龙灭绝，尚有化石可资佐证，而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将野生动物的骨骼嚼得粉碎，他们却连化石也无处找寻。他们如果不骂我们这些不长进的父母前辈们，那才怪呢。
动物们的今天，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明天，世间万物休戚与共，生物之链一旦断裂，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动摇，到那时我们赖何物以生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想到这层意思，看到许多人嗜食野味，我总感到不是滋味。
现代营养学家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生理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成份，主要从主食和副食里摄取。只要平时注意营养的合理的搭配，就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对营养之需求。而经过人们千百年选育和饲养的畜禽，其品味和质量一般都优于野生动物。经过人们世代选育的畜禽之肉的营养价值，某些方面比之野生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大肆猎杀野生动物以果腹。人们如此钟情“野味”，其实是一种愚昧和迷信的表现。愿国人收敛一下贪婪的品性，对野生动物齿下留情。也愿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愧对后人。
留位
留位2
留位3
好长啊，慢慢看
长文才有意思
以现在网络写手的水平，大多数短文既空洞无物又文采全无
对，我跟喜欢长篇小说。
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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