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苏联的陨落（完整版本）
作者：苹果牙 提交日期：2005-9-30 18:08:00
??（完整版本）
前苏联的崩溃令所有人，包括那些以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苏联体制的致命缺陷的经济学社会学专家都大吃一惊。就连早在苏联解体的前20年就断言苏联撑不过20世纪的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承认，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巨变是在90年前后，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发生。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彻底剖析苏联的崩溃的文章，因为这个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这篇文章只是着力于让大家了解苏共崩溃的一个侧面。
苏共并不是被外来的力量所击倒的，相反苏联的体制如果用于应对外来的力量，绝对可称得上是钢铁的核桃般坚硬无比。苏共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体制和奉行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包括苏共党内精英在内的大部分苏联人民所抛弃。学者在研究后来开放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时候发现，苏联党政精英已经逐步意识到，苏联的体制的崩溃和冷战的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思考的，当然不会是自己跳出去拿身家性命阻挡时代车轮，而是开始起来着手准备跳到俄罗斯民主派和改革派这辆新列车上去，保住甚至扩张自己的权力地位财富。在这种情景之下，1991年少数的苏共保守派在发动政变时才意识到，自己不但是被苏联人民，也是被自己以前的“同志”所抛弃，就好像冲出战壕才发现自己原以为的同盟军不过是在后面看热闹，有的甚至和自己对面的敌人相互嘘寒问暖互拉家常，其尴尬和孤立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大家还是难以理解苏联崩溃前后的这种情形，只要回想一下1911年前后中国辛亥革命时旧官僚们“咸与维新”的热潮就好了。
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另一面还在于苏联官方和人民微妙的“默契”，即老百姓不再相信官方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但是表面上还装着相信，而且还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和遵从。官方精英也知道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却还是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进行宣传。在这种状态下，其实苏联已经成为了一个“默契虚伪”的国家，即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肯定和奉行作为一个面具，老百姓给官方看，下级给上级看，上级给上级的上级看，最顶级做给全国人民看。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无代价的——
许多苏联问题专家都指出，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起通行的高福利政策是彻底拖垮苏联经济的一大原因。苏联的体制和经济形态是为了低消费，低福利，重视重工业和军工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也只能应付低福利低消费的经济形态。但是苏联采取的政策却是一方面仍然重视重工军工，以便在冷战中与西方相对抗，一方面却使用高福利的政策，在经济上犯的是被苏联自己所击败的纳粹德国所犯的致命错误——两线作战。这两线作战消耗的恰恰就是社会投资和原先就不厚的轻工业底子。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昏庸无能之辈就靠着前消耗斯大林时代的工业积累，后提前吃掉为子孙后代投资的高福利，安然度过了他的执政期，而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完全停滞，戈尔巴乔夫不得已进行了经济系统的改革，其实是无奈之举，但是这个改革却必然要逼迫老百姓放弃已经习惯了的“高福利”，勒紧裤腰带而引发强烈反弹，这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两难境地，高福利是苏联人民放弃话语权和政治权利的交换代价，放弃高福利又维持苏共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上苏共精英的骑墙态度，和早已准备好的改弦易辙的决定，终于使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后来苏联问题专家对高福利对于苏联的致命损害的思考和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福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苏共高层突发善心的结果。它事实上标志着斯大林时代以后，利用个人崇拜和党政军特系统的恐怖统治已经逐渐失去了他的力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使用高福利政策来收买人心。从这个方面说，斯大林的去世恰恰就是苏联人民开始全体性怀疑苏共意识形态的开始，恰恰也就是从怀疑，到不相信，到否定。也就是这种怀疑和否定挖掘了前苏联的坟墓。
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导致了苏联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苏联的老百姓在经过一整天的假话之后，在自己的厨房（苏联的厨房很大，家人多半在那里吃饭），边吃饭边讲一些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真话，批评时政。这种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挖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墙脚，并且孕育了一代或者说两代不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的孩子，并在90时代成为苏联社会的中坚。
另一方面，苏联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从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就利用非政治宣传的杂志，来揭露一些社会真相。最有名的就是文学杂志《新世界》，另外地下流传的手抄出版物也逐渐出现，现在随处可以买到图书，或用惯了复印机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为了阅读这么一种欲望而去用手抄写书的那么一种行为，而手抄过《少女之心》的朋友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吧。
70年代，青年文化运动是苏联历史（特别是从研究苏联崩溃这个角度）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70年代，经过“厨房政治文化”熏陶的青年已经不满足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自发地进行聚会，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包括从流行音乐到体育活动到文学，他的根本特征是寻求自身的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实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这些青年文化社团的两个结果，一是熏陶了一代拥有独立自我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青年，并成为政治改革的拥护者。二是促成了社团文化，青年文化的社团组织，由70年代集中于文体方面，逐渐进化到80年代的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乃至人权（1987年莫斯科成立人权运动团体），1987年莫斯科的学术精英们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已经开始探讨政治问题，并与1988年3月份（不是太准确，记忆应该是），纪念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这次活动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在没有官方操纵情况下活动参加者中选举产生了代表人物——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
1988年“民主联盟”召开大会，在警方干预之下依然宣布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对党”。至此，苏联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完整基石也动摇了，当反对党出现的时候，他的本身的标志性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反对党的纲领内容和来源等等实在的意义，苏联老百姓即使是出于“换换口味”“算算旧账”一个最简单的逆反心理，也会走向反对党一边。这并不难以理解。在我们海峡对面的小岛台湾，国民党的下台和民进党的上台也就是这一现象的重现。
苏联的崩溃始终是一个大课题，我从一开始就声明，我并无能力原原本本说明苏联崩溃的原因，而是揭示一个侧面。当然，要特别予以澄清的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有的功绩和贡献都是土生土长的团体、党派和人士在苏联的土地上在苏联的人民中间做出的，至于那些在苏联土地之外的“民主人士”的贡献，基本是零。
??戈尔巴乔夫死结
关于苏联解体，上次我在拙文《苏联崩溃的侧面》里面浅谈了一个侧面，没有想到受到广大网友欢迎，因此我打算就一些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一下阐述。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政治开放的错误政策葬送了苏联，有人认为他根本就是有意要整垮苏联，有人认为他是苏联民主和自由的实践者，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但大半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希望各位多提宝贵意见，本人的观点必然有错失之处。）
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批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就是苏联不应该搞经济改革，不应该开放新闻、言论。超脱立场之外，对别人的政策品头论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根本不需要估计实际的困难。这就好像在原始森林里以一种很严肃的口气对病患说：只要你做一个小手术就可以得救一样——绝对正确，但毫无可行性。
为了让大家理解一下这种窘境，我先抛开苏联问题，在我们中国给大家找个简单的范例：明末崇祯皇帝遭遇的困难，1618年到1637年间，朝廷征税增加了六倍（《明通鉴》），主要用途是扩充军备以和蜂起的起义军对抗，但是另一方面，沉重的赋税使更多农民破产成为流民加入到起义军中去。这就使得征税成为了一个双刃剑，不征是等死，征可能是饮鸩止渴。那大家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立场上所作的选择？显然，等死是零希望的选择，不如使劲征然后期望着说不定会出现一个奇迹——在战场上突然摧枯拉朽一举击溃叛军。尽管概率很低，但总比零好。显然，在这个角度下思考这个问题就知道以马后炮的姿态去指责明朝廷“征税养敌”的想法的天真和愚蠢。
回过头来看看，就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政策实在是无奈之举。经济改革不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就好像看着漂亮的衣服穿上算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菜单上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可以任你点一个。这不是选择的问题，是生死的问题。我在《苏联崩溃的侧面》里说过，既要军工为重心，又要高福利的计划经济是苏联以超额消耗资源的代价换来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再也搞不起了。80年代苏联债台高筑，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停滞，物价飞涨，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根本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大家很难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们脑袋中杀人无算冷酷无情，以神秘莫测威力无穷著称于世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时代在干些什么事情呢？KGB们在街上拦住行人检查身份，看是否是旷工的职工，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这样的工厂和社会能生产出足够全民消费的商品？只要苏联的计划经济存在一天，消极怠工，浪费国家资源，不思进取的社会生产状态就永远不会消失。品短缺和经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苏联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即不放开言论自由行吗？答案也是不可能的。老马在100年前就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为准确地说，市场经济和苏共单极的意识形态是根本矛盾的：
市场经济是自负盈亏的经济，计划经济时代苏共是苏联全体人民的老板，当然可以以轻松地压制言论。曾经有人说俄罗斯人民不能骂老板，笑话，不要说俄罗斯，世界上所有国家尽管拉出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敢随便骂老板的，谁发你工资你给谁面子，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相通。既然苏共今天不再操持全国人民的生计饭碗，那苏联人民还需要在厨房里面遮遮掩掩谈政治吗？我说了，你拿我怎么样？苏联报纸把迎合这些人思想的言论刊载起来，只要能卖得光就一定有人干。经济的独立必然要求政治的独立，道理就在于如此。
那么，苏联只搞言论自由，不开放党禁，可能吗？答案还是不可能。言论自由包含着一个两个内容：1、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永不犯错的意识形态和这个意识形态的代表，否则的话就根本不需要言论自由，因为某些言论先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2、不能以意识形态来评价甚至攻击一个人是否爱国卖国，高素质低素质。那么这么一来凭什么以信奉一种意识形态就可以作为政治资本，又或者对他进行审判和攻击呢？而如果信奉苏共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政治资本，而只是和平民一样的寻常政见。我看苏共几千万党员会剩下多少就很难说呢，只怕不需要其他人来摧枯拉朽，苏共自己就分崩离析了。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麦卡锡主义当道，就是以你是否反对甚至极端反对共产主义来判断你对国家的忠诚，议员麦卡锡在全国进行了2000万人次的“忠诚调查”，这种行为事后被称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正如后来美国总统（记不清楚是谁了）所说：“……以一种思想和政见……周游全国攻击别人不爱国……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
那么，苏联干脆什么改革都不搞，以强力的姿态搞封闭，可能吗？坦率地说，这个主意看起来可行，但却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首先，经济的衰退已经不可能避免，如果进一步封闭言论思想，无非就是转变为朝鲜模式。但是苏联人民可跟朝鲜人民完全不同。朝鲜人民是没过过好日子，苏联在70年代末，曾经有过黄金时期：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耐用消费品都曾十分普及，而且到88年，苏联诞生了反对党，厨房政治文化和人权社团文化已经具有很大规模和社会影响。如今要重新倒退到勒紧裤腰带的时代去，会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弹乃至暴力革命。
其次，这种政策需要苏联党政军特系统的齐心合力，不惜动用武力和牺牲来和全国人民打一场硬仗，而且要冒着一旦失败就被彻底清算的危险。苏联的官僚会冒这样的风险么？显然只有两个条件能使他们以身犯险，1就是他们心中牢不可破的信仰，2就是反对派已经摆明架势要暴力革命而且要清算苏共官僚。但是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从苏共把一种意识形态摆上神坛，并且依照这个意识形态来甄别“好人”与“坏人”，“干部”与“群众”那天开始，就注定了苏共在不遗余力地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并不真心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而是标榜自己信奉以换取政治资本，并最终占据苏共组织从头到脚每个部位的官僚。这些官僚从来就不是坚定的主义者，而是以观察政治风向、溜须拍马、说假话说空话、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为能事的王八蛋官僚。想要指望这么一帮官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身护主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笑话？他们不但不害怕改革，相反暗地里还在期盼改革。因为尽管自身的腐化和堕落是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的财产仍然是“灰色”的“非法”的，随时可能被自己的主子为平民愤抓出去杀了。或者另一个方面，如果不是改革而是压制，万一爆发革命自己也是被清算的对象。我一再提醒大家回想1911年前后中国“咸与维新”的用意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苏联庞大而强力的党政军特系统在苏联的崩溃面前默不作声保持沉默，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但是应者寥寥被轻松击败，在一个党员占苏联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里，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还不够我们思考和醒悟的吗？
正因为如此，我断言朝鲜过不了2035年，之所以定这个时间是因为我的所知：
1、在朝鲜旅行期间，陪团导游（朝鲜国安人员）对金家父子的崇拜已经明显衰退，私地下的议论已经开始，要培养出彻底怀疑的一代大概要30年。
2、朝鲜经济颓势已经不可避免，金将军本人也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比如新义州特区（不过那特首杨斌被我们中国警方逮捕了——真是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3、金将军的年纪，大限大概也差不多在2035年前后。
我预言，朝鲜的崩溃大概应该是在金将军去世前后，朝鲜军方开明派发动政变，批判金氏父子，打破神话，放开经济和韩国谋合，强大经济冲击彻底摧垮朝鲜的保守势力。很可能掀起一场清算的风暴——苏共在70—90年代之间对苏联老百姓还是比较厚道的，朝鲜可不见得。我想，历史会检验我的预言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