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传闻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还听说：“当儿子的为母亲自我牺牲”——
城里人都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觉得她还是爱他的，不由得心中一阵喜悦。她回顾她家和罗斯托夫全家旧日的交情，几乎像一家人那么亲密地觉得她应当去看他们。但一想到在沃罗涅日她同尼古拉的关系，又害怕起来。不过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后，她还是鼓足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一家。
第一个迎接她的人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里必须先经过他的房间。向玛丽亚公爵小姐第一眼看去时，尼古拉脸上的表情不是她所一直期待的欣喜之情，而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冷淡和高傲。尼古拉向她问了好，把她领到母亲屋里，坐了四五分钟就走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屋里出来，尼古拉又迎着她，冷淡又一本正经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起伯爵夫人的健康时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关您什么事？别打扰了我的平静！”他的眼神似乎这么说。
“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要干什么呀？我实在受不了这些阔小姐和她们的客套！”等公爵小姐的马车一走，他显然控制不住心中的怒气，当着索尼娅的面大声说。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尼古拉！”索尼娅几乎掩饰不住自己内心中的喜悦，说。“她是那么善良，妈妈又那么爱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想再谈到公爵小姐。但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几次提到她。
伯爵夫人夸奖她，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次，并表示想常常看到她。但是，一谈到公爵小姐时，夫人总觉得心中不是滋味。
做母亲的一提起公爵小姐，尼古拉总是不作声，他的沉默更惹急了母亲。
“她可是个又贤惠，又可爱的好姑娘”她说，“你应该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要不老和我们在一起，会憋死的，我这样想着。”
“我一点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来说要见见人，现在又不要见人了。宝贝儿子，我真弄不明白。你一会儿闷得慌，一会儿又不要见人。”
“我又没说过我闷得慌。”
“什么，你不是说你连见都不愿见她吗？她可是个好姑娘，你一向喜欢她，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一点也没有瞒你，妈妈。”
“如果我求你做什么不愉快的事，倒也罢了，我只不过求你回访一次。这是应尽的礼数……我求过你了，既然你有事瞒着母亲，我就再不过问你的事了。”
“您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都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咬咬胡子叹了口气，他开始发牌，极力引开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几天一再重复这样的谈话。
自从访问过罗斯托夫家，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她原来不想首先去拜访罗斯托夫家，看来这个想法是对的。
“我又没有期望得到其他什么结果，”她借助她的傲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想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很好，我欠了她老人家不少情。”
但这些想法并不能使她内心得到安慰：当她回想那次访问时，总有一种悔恨之情在折磨她。尽管她决定不再去罗斯托夫家，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忘掉，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着落似的。她问自己，什么事使她烦恼时，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她和尼古拉的关系。他对她彬彬有礼的冷淡态度并非出自他内心的真正的感情（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他这种态度掩盖着某种东西。这一点她需要弄明白，而迄今使她内心不能平静的也正是这一点。
仲冬的一天，她正在教室里照看侄儿做功课，仆人通报尼古拉来访。她决定不动声色，竭力保持镇定，她请布里安小姐和她一同到客厅里去。
她第一眼就从尼古拉脸上看出，他只是来回拜一下，于是她就决定采取同他一样的态度。
他们谈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谈到一些共同的熟人，也谈到最近的战讯。这样的礼节性的寒暄通常需要十分钟，过后客人就可以起身，此时，尼古拉站起来告辞了。
在布里安小姐的协助下，公爵小姐总算顺利地进行了这场谈话。但是就在最后一分钟，当尼古拉站起来告辞的那个时刻，公爵小姐感到这种敷衍性交谈令人十分疲劳，又想到为什么生活对她个人给予的欢乐是这么少——这种思绪如此萦绕着她的心，以致她突然感到心神恍惚，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没有注意到尼古拉已经起立，而她仍然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看了看她，想假装没有看出她的走神，就跟布里安小姐谈了几句话，又看了一眼公爵小姐。她依旧坐在那儿不动，和善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他忽然可怜起她来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可能是他伤了她的心，使她脸上现出哀怨的表情，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愉快的话，但想不出说什么才好。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省悟过来，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对不起！”她说，仿佛刚苏醒过来，“您要走了，伯爵，那么，再见！那么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等，我这就去取。”布里安小姐说，走出了房门。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偶而看一下对方。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露出了苦笑，终于打破了沉默，“我们在博古恰罗沃初次见面以来，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可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们俩人都不走远——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挽回那段时光……但是一切都挽回不来了。”
尼古拉说话时，公爵小姐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她仿佛竭力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内心深处对她的真正的感情。
“是的，是的，”她说，“对于过去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伯爵。就我所了解的您现在的生活来说，您将会永远愉快地回忆它的，因为您现在的生活充满自我牺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赞扬，”他慌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一直在自我责备，不过说这些太乏味、太没意思了。”
于是他的眼神又像原来一样冷淡。但公爵小姐又从他身上看到原来那个熟悉而心爱的人，而她现在就正在同这个人谈话。
“我想您会让我说这些话吧，”她说，“我同您……同您一家那么亲近，所以我想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适当的。但我想错了，”她说。此时，她的声音突然颤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下来继续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有上千条原因（他特别加重说了为什么这三个字）。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心中好难受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公爵小姐内心的声音在说。“对，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乐、善良和开朗的眼神，不光爱他俊俏的外表，我看到他有一颗高尚、刚强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心，”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是啊！他现在很穷，可我有钱……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她想起他原来的柔情，此刻望着他那善良的、忧郁的脸、她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伯爵，究竟为什么？”她向前凑近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告诉我，为什么？您将告诉我。”他不吭声。“伯爵，我知道您为什么，”她继续说。“可是，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我向您承认这一点。您为什么要使我失去我们原来的友谊。这使我深感痛心。”她喉咙里哽咽着，眼里含着泪。“我的生活里本来就很少有幸福，因此失去任何东西都使我更加难过……原谅我，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份上，等一下！”他喊道，竭力拦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过头来，看着他，他们默默地相视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的原本不可能的事情，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眼前的，即将成为现实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着妻子、母亲和索尼娅迁到童山居住。
三年内，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其余的债务。一个表姐去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把欠皮埃尔的债也还清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年，尼古拉已把他的财务整顿得有条不紊，更进一步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此时他还在谈判买回父亲在奥特拉德诺耶的住宅——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一桩大事啊！
起初，他管理家业是出于需要，但不久就对经营庄园入了迷，几乎成为他独一无二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个普通地主，不喜欢新办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他嘲笑经济理论著作，不喜欢办工厂，不喜欢价格高昂的产品，不喜欢种植其他贵重的农作物，也不单独经营农业的某一部门。他的目光总是盯着整个庄园，而不是庄园的某一部门，在庄园里，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当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尤其注重农民。他认为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手段，而且是农业生产的最终目标和判断农业生产最后效益的主要裁判员。他先是观察农民，竭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对好坏的看法，他只是在表面上发号施令，而实际上是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以及对好坏是非的判断。只有当他了解农民的爱好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懂得他们话里潜在的意思，感到自己同他们已打成一片；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尼古拉就是这样来经营他的农庄，于是在农业上他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的时候，凭着他那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指定了合适的村长和工长（如果农民有权选举的话，也会选上这两个人的），而且再也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钻研借方和贷方（他爱说这种嘲笑的话），而是弄清农民牲口的头数，并千方百计使牲口增加。他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一概不姑息，尽可能把他们从集体驱逐出去。
在播种、收割干草和作物上，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一视同仁。像尼古拉这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又这么好的地主很少。
他不爱管家奴的事，称他们为吃闲饭的人。然而大家却说他姑息家奴，把他们惯坏了。每当需要对某个家奴作出决定时，特别是作出处分时，他总是犹豫不决，要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有在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家奴去当兵。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丝毫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最多只有一两个人持不同意见。
他不会只凭一时心血来潮找什么人的麻烦或者处分什么人，也不会凭个人的好恶宽恕人和奖赏人。他说不出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但两者的标准在他心里是明确不变的。
他对不顺利，或者乱七八糟的事，常常生气地说：“我们俄国老百姓真没办法。”他似乎觉得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农夫。
然而他却是用整个心灵爱“我们俄国老百姓”，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了解和采用最富有成效的、最适合俄罗斯农村特点的农村生产经营方法和方式。
玛丽亚伯爵夫人妒忌丈夫对事业的热爱，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她也不能理解他在那个对她来说是如此隔膜和生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快乐和烦恼。她无法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里或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同她一起喝茶时，怎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当他赞赏地谈起富裕农户马特维·叶尔米什和他家里的人通宵搬运庄稼，别人还没有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的时候，她不能理解他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兴致勃勃。当他看见温顺的细雨洒在干旱的燕麦苗上时，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咧开留着胡髭的嘴唇，她无法明了他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满天乌云被风吹散，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汗水淋淋，身上带着一股苦艾和野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这时，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总是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粮食和农民的粮食都可以入仓了”。
她更不了解的是，这个心地善良、事事顺她意的人，一听到她替农妇式农夫求情免除他们的劳役时，为什么就会露出绝望的神情，为什么善心的尼古拉坚决拒绝她，他很气忿地叫她不要过问那与她无关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世界，他十分热爱那个世界，而她却不懂那个世界的某些规章制度。
她有时竭力想了解他，对他谈起他的功劳在于给农奴做了好事，他一听就恼了，他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也没有为他们谋福利。什么为他人谋幸福，全都是说得漂亮，全都是娘们的胡扯。我可不愿让我的孩子们上街去要饭，我活一天，就要理好我的家业，就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立个好规矩，必须严格管理，就是这样。”他激动地握紧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又说，“因为，如果农民缺衣少食，家里只有一匹瘦马，那他既不能为他自己干好活，也不能给我干什么活了。”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没有让自己想到他是在为别人做好事，是在乐善好施，于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富于成效，他的财富迅速增加，邻庄的农奴都来请求把他们买过去。就在他死后很久，农奴们还念念不忘他的治理才能。”“他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可是他对人并不姑息。没说的——一个好东家。”
在管理家务时，尼古拉有时感到苦恼，他性子暴躁，再加上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拳头。起初，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在婚后第二年，他对这种惩罚方法的看法突然改变了。
夏天，有一次他派人把顶替博古恰罗沃已故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有人控告他营私舞弊、玩忽职守。尼古拉走到门口去见他，村长刚回答了几句，门厅里就传出了尼古拉大喊大叫、拳打脚踢的声音。尼古拉回家吃早饭，走到低着头正在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把早餐的活动讲给她听，顺便提到博古恰罗伏村长的事。玛丽亚伯爵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抿紧嘴唇，一直低头坐着，对丈夫的话没有答腔。
“这个无法无天的混蛋，”尼古拉一想到他就生气。并且说，“他要是对我说喝醉酒倒也罢了，真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亚？”他突然问。
玛丽亚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什么，但立刻又低下头，抿紧嘴唇。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亚伯爵夫人长得并不漂亮，但她一哭起来就显得楚楚动人。她从来不为痛苦和烦恼而哭泣，却常常由于感伤和怜悯而落泪。她一哭，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具有令人倾倒的魅力。
尼古拉刚拉起她的手，她就忍不住哭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是他不对，可你，你为什么要那样！
尼古拉……”她说着，用双手捂着脸。
尼古拉不作声、脸涨得通红，从她身旁走开，默默地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明白她为什么哭，但要他把从小就习惯的事看作错误，他一下还转不过弯来。
“这是她热心快肠，习惯于婆婆妈妈，还是她对呢？”尼古拉在心里问自己。他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又瞟了一眼她那痛苦而可爱的脸。于是他突然明白她是对的，而他早就错了。
“玛丽，”①他走到她面前轻轻地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向你保证。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他像一个请求饶恕的孩子，用颤抖的声音重复地说。
伯爵夫人的泪水流得更多了。她拿起丈夫的手吻了吻。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头像打碎了？”为了改变话题，她望着他戴着拉奥孔②头像戒指的手说。
①此处原文用爱称—Mapu。
②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的儿子，阿波罗在特洛伊城的祭司。他警告特洛伊人提防水马计，为此而触怒天神雅典娜，结果拉奥孔同其二子被巨蟒缠死。
“今天就是那件事。唉，玛丽，别提那件事了。”他脸又红了。“我对你发誓，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就让这戒指经常提醒我吧，”他指指打碎的戒指说。
从那以后，每逢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发生争执，血往脸上直涌，双手紧攥拳头时，他就转动套在手指上的那枚打碎的戒指，于是，尼古接就在惹他生气的人面前，垂下眼皮。但他一年总有一两次忘记自己的诺言，这时尼古拉就走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玛丽，你一定瞧不起我了？”他对她说。“我这是自作自受。”
“如果你觉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你就走开，尽快地走开。”伯爵夫人忧愁地说，竭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贵族圈子里，尼古拉受人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他对贵族利益不感兴趣，因此有人认为他高傲，有人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天，从春播到秋收，他都忙于农事。秋天，他以从事农务那样的认真精神，带着猎人和猎犬外出打猎，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到各地村庄去看看或者读书。他主要读历史书，每年花钱不少。正如他所说，他收藏了不少书，凡是买来的书照例都要读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斋里读书，起初是作为一种任务，后来成为一种习惯，从中体验到特殊的乐趣，并觉得读书是件正经事。冬天除了出门办事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同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些杂事，享受天伦之乐。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精神财富。
尼古拉婚后，索尼娅仍住在他家里。结婚以前，他就把他同索尼娅的关系全都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妻，他一面责怪自己，一面称赞索尼娅。他请求玛丽亚好好对待表妹。玛丽亚伯爵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对不起索尼娅，同时自己对索尼娅也感到内心有愧。她明白，是她的家产影响了尼古拉的选择。她丝毫也不能责怪索尼娅，而是应当喜欢她。但事实上她不仅不爱索尼娅心里还常常恨她，而且无法克制这种感情。
有一次，她同她的朋友娜塔莎谈到索尼娅，并谈到自己对她的不公正。
“你听我说，”娜塔莎说，“你读了多遍《福音书》，其中有一个地方似乎是针对索尼娅说的。”
“你说的是那一节？”玛丽亚伯爵夫人惊讶地问。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①你记得吗？她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没有私心，我不知道，但她所有的，全被夺走了。有时候我十分可怜她，以前我真希望尼古拉同她结婚。但我有一种预感，这件事不能可能实现。她就像草莓上开的一朵不结果的花，你知道吗？有时我很可怜她，可有时候又觉得她不会像我们一样感觉到这一点。”
①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虽然，玛丽亚伯爵夫人对娜塔莎说，《福音书》里的那段话不该那么去理解，但她一见索尼娅，就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释。索尼娅似乎的确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对自己注定是一朵谎花的命运处之泰然。看来，与其说她爱家中某些人，还不如说她爱整个这个家。她像一只猫，依恋的不是人而是这个家。她侍候老伯爵夫人，抚爱和宠惯孩子们，总想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别人若无其事地接受她的关照，可并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庄园又翻修了一番，但规模已大不如前，不能与老公爵在世时相比了。
在经济拮据时翻修房屋，工程总是因陋就简。巨大的房屋就建在原来的石基上，全部木结构，内部抹了灰泥。房子很宽敞，地板没有油漆，家具也很简单：几只硬沙发，几张桌椅，这些都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己家里的桦木做的。房子是够宽敞的，有下房也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博尔孔斯基家的亲戚，有时候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全身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此外，逢到男女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每年四次就有上百个客人到童山来聚上个一两天。一年中的其他时间，生活则几乎一成不变，有日常的工作，按时饮茶，用庄园自产的食品准备早餐、午餐和晚餐。
这是一八二○年十二月五日，冬季圣尼古拉节前夕。这一年初秋娜塔莎就和丈夫、孩子住在她哥哥家。皮埃尔专程去彼得堡办事去了，他原来说要去三个星期，可现在已经在那里待了六个多星期了。他说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十二月五日那天，除了皮埃尔一家外，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夫也在罗斯托夫家作客。
六日是圣尼古拉节，有许多客人要来。尼古拉知道他得脱下短棉袄换上礼服，穿上尖头皮靴，坐车到新建成的教堂去。然后回家接受祝贺请客人用点心，谈论贵族选举①和年景，但他认为节日前夕他可以像平时一样地度过。年饭前，尼古拉检查管家做的内侄名下梁赞庄园的帐目，写了两封事务性的信，巡视了谷仓、牛栏和马厩。他对明天过节大家可能喝醉酒一事采取了预防措施，然后去用午餐。他没有机会同妻子私下谈几句，就在长餐桌旁坐下。桌上摆着二十副餐具，全家人围坐在桌旁。这里有他母亲、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婆子、妻子、三个孩子、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他的家庭教师、索尼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三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有在童山养老的已故老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①当时每省贵族都形成一个团体，定期选举、集会，参与地方行政。
玛丽亚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她丈夫刚刚就坐，就拿起餐巾，把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推开。玛丽亚伯爵夫人从这一举动就看出她丈夫心绪不佳。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当他直接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亚伯爵夫人深知他的脾气，遇到她自己心情好，她就耐心等待，等他喝过汤，她再跟他说话，让他自己承认发火是没有来由的。但是今天她完全忘记这样观察。她心里难过，因为他无缘无故对她发脾气，她感到自己很不幸，她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了她。她又问他农场里是不是正常。他听出她的声调不自然，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我又没有错，”玛丽亚伯爵夫人想，“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从他答话的腔调，玛丽亚伯爵夫人听出他对她不满，不愿跟她继续谈话。她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不自然，但还是忍不住要再问几句。
餐桌上多亏有了杰尼索夫，大家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来，玛丽亚伯爵夫人就没再跟丈夫说话了。当他们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亚伯爵夫人伸出手来，一面吻了吻丈夫，一面问他为什么生她的气。
“你总是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生气。”他说。
但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他说总是两个字就表示：不错，我是在生气，但我不想说明罢了。
尼古拉同妻子和睦相处，甚至连索尼娅和老伯爵夫人出于嫉妒，也希望他们之间出现不和睦，但又无懈可击。但他们之间也有不融洽的时候。有时，在他们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后，他们之间会突然感到疏远、反感。这种感觉常常发生在玛丽亚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正是怀孕了。
“哦，女士们、先生们，”尼古拉用法语大声说，做出很高兴地样子，（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他这是故意要气气她）“我从六点钟起就没有歇过。明天还得受罪，我现在要去休息了。”他对玛丽亚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走进小起居室，在沙发上躺下来。
“他总是这样，”玛丽亚伯爵夫人想。“跟大家说话，就是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他讨厌我。特别是我怀了孕。”她瞧瞧自己隆起的肚子，对着镜子看到了她那张蜡黄、苍白的瘦脸，她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了。
不论是杰尼索夫的喊声和笑声，还是娜塔莎的说话声，尤其是索尼娅匆匆向她投来的目光，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心里感到不痛快。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生气，索尼娅总是成为出气筒。
玛丽亚伯爵夫人陪客人坐了一会儿，客人谈什么，她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来就悄悄地走到育儿室去。
孩子们把椅子排成火车，玩“到莫斯科去”的游戏，请她也一起玩。她坐下陪孩子们玩了一阵，但心里一直捉摸着丈夫此刻的心情，想到丈夫无缘无故地生气，她感到很难过。
她站起来，费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小起居室去。
“也许，他还没睡着，我要去同他讲清楚。”她自言自语。她的大孩子安德留沙学她的样，踮着脚尖跟着她走，在后面，但玛丽亚伯爵夫人没有发觉。
“亲爱的玛丽亚，他好像睡着了，他累坏了，”索尼娅在大起居室里用法语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碰上她）。“安德留沙，别把他吵醒了。”
玛丽亚伯爵夫人回头看见安德留沙跟在后面，看来索尼娅说得对，然而正因为如此，脸涨得通红，好容易忍住，没说出难听的话来。她一言不发，但为了表示不听索尼娅那些话，只做了个手势叫安德留沙别出声，还是让他跟在后面，朝门口走去，索尼娅则从另一道门出去了，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出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做妻子的是很熟悉的。她听着他的呼吸声，端详着他那光滑漂亮的前额、小胡子和整个面庞，每当夜阑人静，尼古拉熟睡时她往往长久地注视着这张脸。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干咳了一声。正在这时，安德留沙就在门口嚷道：
“爸爸，妈在这儿呢。”
玛丽亚伯爵夫人吓得脸都变白了，忙向儿子做手势。他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玛丽亚伯爵夫人感到胆战心惊。她知道尼古拉最不喜欢人家把他吵醒。屋里突然又传来干咳和床上翻身的声音。尼古拉不高兴地说：
“一分钟也不让人安静。玛丽①，是你吗？你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只是来看看，我没注意……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了几声，不再说话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离开门口，把儿子带回育儿室。过了五分钟，爸爸的宝贝女儿，三岁的黑眼睛的小娜塔莎听哥哥说爸爸睡在小起居室里，就背着母亲，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这黑眼睛的小姑娘大胆地咯吱一声打开了门，用结实的小腿有力地迈着小碎步，走到沙发旁边，打量着爸爸背对她睡着的姿势，就踮起脚尖吻了吻他枕在头下的手，尼古拉转过身，脸上露出慈爱的微笑。
“娜塔莎，娜塔莎！”玛丽亚伯爵夫人在门外惊慌地喊道，“爸爸要睡觉。”
“不，妈妈，他不想睡了，”小娜塔莎很有把握地回答道，“瞧，他还在笑呢。”
尼古拉垂下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莎。”②他对妻子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走进屋里，在丈夫身旁坐下。
①原文为Mapu，玛丽亚的爱称。
②原文为Mama，玛丽亚的爱称。
“我没有看见安德留沙跟着我跑来，”她怯生生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一手抱住女儿，望了望妻子，见她脸上带有歉意，就用另一只手搂住她，吻了吻她的头发。
“可以亲亲妈妈吗？”他向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笑了。
“再吻一下。”她打了个手势，指着尼古拉刚才吻过的地方，命令似地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我心情不好。”尼古拉说，猜透了妻子的心事。
“你无法想象，每当你这样，我心里有多难过，多孤单。
我总觉得……”
“玛丽，算啦，你真糊涂。你也不害臊。”他快活地说。
“我总觉得，你不会爱我，我现在这么难看……从来就……而现在……又是这个样子……”
“嗨，你这个人真可笑！一个人不是因为漂亮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显得漂亮。只有马尔维纳斯之类的女人才靠姿色迷人。要是问我爱不爱妻子？！我说不爱吗？唉，真不知道怎么能跟你说清楚？！当你不在时，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就变得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你说，我爱自己的手指吗？如果说我不爱，你把我的手指割掉试试……”
“不，我可不会那么做，但我心里是明白的。那么说，你并没有生我的气喽？”
“生气得要命。”他笑着说，站起来掠掠头发，开始在屋里踱步。
“你知道吗，玛丽，我在想什么？”他们和解了，他立刻把自己的打算和想法告诉妻子。他也不问她爱不爱听，听不听他都无所谓。他如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自然也就是她的想法。他告诉她，他想劝皮埃尔在他们家待到开春。
玛丽亚伯爵夫人听丈夫说完之后，讲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讲她的打算。她想的是孩子们的事。
“她现在已经像个大人了，”她指着娜塔莎，用法语说，“你们总是责备我们女人缺乏逻辑性。她就是我们这儿的逻辑专家。我说，爸爸要睡觉，可她说：‘不，他在笑呢！'还是她说得对，”玛亚丽伯爵夫人快活地笑着说。
“对，对！”尼古拉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女儿，把她举得高高的，让她坐在肩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腿，扛着她在屋里踱步。父女俩脸上都露出无限幸福的神情。
“要知道，你也许有点不公平。你太宠她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用法语低声说。
“是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竭力不表现出来了。……”
这时，门廊和前厅里传来了门的滑轮声和脚步声，好像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那准是皮埃尔。我去看看。”玛丽亚伯爵夫人说着就走出屋去。
尼古拉趁她出去，就扛起女儿在屋里飞快地兜圈子。他气喘吁吁，一下子把乐不可支的女儿放下，紧紧地搂在怀里。他这一蹦蹦跳跳，使他想起跳舞来。他望着女儿圆圆的快乐的小脸，心里想，等他自己变成老头子，他要带女儿去参加舞会，跳玛祖尔卡舞，就像当年他已故的父亲带女儿跳丹尼拉·库波尔舞那样，到那时自己的女儿又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几分钟后，玛丽亚伯爵夫人回来说。“这一下咱们的娜塔莎可高兴了。你该看看她多开心，而皮埃尔因为姗姗来迟，挨了多少骂。好了，快点去吧，快去！你们也该分手了。”她含笑望着偎依在爸爸身上的小女儿说。尼古拉拉着女儿的手走出去。
玛丽亚伯爵夫人待在起居室里。
“我从来都不相信，我会这样幸福。”她低声自言自语。她脸上露出了笑容，但随即叹了一口气，她那深邃的眼神里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仿佛除了她此刻体验到的幸福之外，她不禁又想到今世不可能得到的另一种幸福。
娜塔莎是一八一三年初春结婚的，到一八二○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她盼望已久的，现在由她亲自喂儿子的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身强力壮的母亲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当初那个苗条活泼的娜塔莎来了。她的面部轮廓已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先前那种赋予她特殊魅力的洋溢着热情的青春活力了。现在只能看到她的外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到她的灵魂了。她只是一位强壮、美丽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从前的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跟玛丽亚伯爵夫人一起回忆安德烈公爵（她在丈夫面前从不提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会吃醋），或者偶而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些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昔日的热情偶尔在她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
娜塔莎婚后同丈夫一起在莫斯科、彼得堡、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庄和她自己的娘家，也就是尼古拉家里住过。年轻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际场中露面，见到她的人对她也没有好感。她既不可亲，也不可爱。并不是娜塔莎喜欢孤独（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孤独，她觉得是不喜欢）。她是因为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只得谢绝社交活动。凡是在娜塔莎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一件新奇事那样感到吃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的热情都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她本人在奥特拉德诺耶曾经一本正经地而并非开玩笑地说过这样的话，老伯爵夫人，作为母亲，看到人家不了解娜塔莎，大惊小怪，也感到惊奇，她总是说娜塔莎是个贤妻良母。
“她把全部的爱都用到丈夫和孩子们身上，”伯爵夫人说，“爱到极点，简直有点傻了。”
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都一直在宣扬：一个姑娘在出嫁后不应当就不修边幅，疏于打扮，埋没自己的才华与丰采，而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使丈夫像婚前一样还对自己倾心。但娜塔莎却没有遵守这条金科玉律。她却恰恰相反，她一出嫁就抛开了原先姑娘时所有的迷人之处，尤其是她最迷人的歌唱。她不再唱歌，就因为唱歌最能使人入迷。她变得满不在乎，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不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以免他受拘束，她于是一反常规。她认为以前向丈夫施展魅力是出于本能，目前在丈夫眼里再这样做就会显得可笑，要知道她一开始就将自己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她觉得维系他们夫妻关系的已不是过去那种富于诗意的感情，而是另一种难以说明的、牢固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心灵同肉体的结合体。
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穿上时髦的连衣裙，唱着抒情的歌曲，以此来取得丈夫的欢心，就像自得其乐地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一样可笑。现在，为讨人喜欢而梳妆打扮，也许会给她带来乐趣，但她实在没有工夫。平时她不唱歌，不注意梳妆打扮，说话时不斟酌词句，主要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做。
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成极其重要的大事情了。
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她要使丈夫完全属于她，属于这个家。另外，她还要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们。
她投身于她所从事的活动，不仅用全部智慧而且用了她整个心灵，她陷得越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更感到势单力薄，难以胜任，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
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议论，当时也已存在。不过，没有像现在一样看成那么重大的问题。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一点也不能理解。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这些议论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像从吃饭中获得最大满足一样，但对那些认为吃饭的目的是取得营养，结婚的目的是建立家庭的人来说，当初和现在一样，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得到营养，那么两顿饭一起吃的人也许会感到很大的满足，然而不能达到吃饭的目的，因为胃容纳不了两顿饭的饭量。
如果婚姻的目的是建立家庭，那么希望娶许多妻子或嫁许多丈夫的人也许能获得许多满足，但决不能建立家庭。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得到营养，结婚的目的在于建立家庭，那么要达到目的，吃饭就不能超过胃的容量，一个家庭里的夫妻也不能超过需要，就是说只能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也毫无兴趣。
一般说来，娜塔莎不喜欢交际，但她很重视亲戚的来往，珍惜同玛丽亚伯爵夫人、哥哥、母亲和索尼娅的来往。她会穿着睡袍、披头散发、喜形于色地从育儿室大步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地说孩子身体好多了。
娜塔莎不修边幅，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那不合时宜的谈吐、她的嫉妒心（她嫉妒索尼娅、嫉妒家庭女教师，嫉妒每一个女人，不论她美或丑）都成了她周围人们的笑柄。大家都认为皮埃尔对他老婆的管教服服贴贴，事实上也是如此。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了她的要求。她认为他丈夫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不胜惊讶，但也十分得意，完全照她的话去做。
皮埃尔对妻子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他不仅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而且不敢露出笑容同别的女人谈话，不敢去俱乐部吃饭作为消遣，不敢随便花钱，不敢长期出门，除非去办正经事。妻子把皮埃尔的学术活动算作正经事，尽管她对此一窍不通，都很重视。作为交换条件，皮埃尔在家里有权处理自己的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全家的事。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隶。皮埃尔工作时，也就是当他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只要皮埃尔表示喜欢什么，他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只要他一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娜塔莎立即全力以赴，加以实现。
全家都遵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埃尔的吩咐，也就是按照娜塔莎竭力猜测的丈夫的愿望行事。全家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活动、娜塔莎的工作、孩子的教育，无不遵照皮埃尔的心意，而且娜塔莎还竭力从皮埃尔的言谈中揣测他的意思。她总是能相当准确地揣摩皮埃尔的真实意图，一旦猜透，她就坚决去办。如果皮埃尔违背自己的意愿，娜塔莎就以他原来的想法反驳他，同他作斗争。
有一个时期，他们生活非常困难，皮埃尔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娜塔莎生下第一个瘦弱的孩子后，不得不先后换了三个奶妈。娜塔莎都急出病来了。有一天，皮埃尔把他信奉的卢梭思想讲给她听，说请奶妈喂奶违反自然规律，而且对母子都有害。于是娜塔莎在生第二个孩子后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的反对，违反当时的风俗习惯（这在当时闻所未闻，而且认为有害），坚持自己喂奶，而且从此所有的孩子都由她亲自喂奶。
常常有这样的事：两口子在气头上争吵起来，但在争吵过一段时间后，皮埃尔常常又惊又喜地发现，不仅是妻子的言论，而且是她的行动中都反映出他原来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她原来反对的。在她所讲的话里，皮埃尔不仅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而且发现，她已避而不提他在争吵中说过的偏激话。
过了七年夫妻生活后，皮埃尔高兴地深信自己不是一个坏人，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内心有善有恶，两者互相遮掩。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出他身上真正善的一面，而那些不完善的东西都被扬弃了。这种情况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通过某种神秘的渠道直接反映出来的。
两个月前皮埃尔已经在罗斯托夫家住下，他接到费奥多尔公爵的信，信中说彼得堡有个协会将讨论重要问题，要他去参加，因为皮埃尔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娜塔莎经常看丈夫的信件，她也看了这封信，尽管丈夫不在家会给她带来负担，她还是主动劝他去彼得堡。尽管她对丈夫所从事的抽象的脑力劳动一窍不通，但她还是很重视他的专业工作，唯恐对丈夫的工作有所妨碍。皮埃尔读完信，胆怯地用探询的目光看了娜塔莎一眼，娜塔莎同意他去，但要他把归期明确地定下来。皮埃尔获准四星期的假期。
两星期前，皮埃尔的假期就满了，在这两周里，娜塔莎一直处于心情烦躁，提心吊胆的状态，有时还有些忧郁不安。
杰尼索夫现在已是一位退役将军，对现状不满，正好这时来到他们家中。他看到目前的娜塔莎与当年曾一度心爱的人已大不一样，就像看到一幅不同的画，感到十分忧悒、惊讶和无限感慨，原来像天仙般可爱的她，现在向他投来的却是悲伤而无神的目光，谈起话来答非所问，还有无穷无尽的关于孩子的唠叨。
这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心情郁闷，烦躁不安，特别是母亲、哥哥或玛丽亚伯爵夫人宽慰她，为皮埃尔迟迟不归找借口，尽力替他辩解时，她心情更坏。
“都是胡说，都是废话，”娜塔莎说，“他的胡思乱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协会都愚蠢透顶，”现在她对那些自己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下了这样的断语。随后她就到育儿室去喂她自己的唯一的儿子佩佳去了。
她抱起出生刚满三个月的小东西感到他的小嘴在翕动，小鼻子在呼哧，她从他身上获得的东西超过了任何人的启示和安慰。这个小东西仿佛在说：“你生气了，你妒忌了，你要向他算帐，你又害怕了，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在这烦躁不安的两星期里娜塔莎常常跑到孩子那里去寻求安慰，不断摆弄孩子，结果奶喂多了，把孩子也弄病了。孩子一病，她惊慌失措，但又希望孩子生病。因为孩子一病要照顾，就会减轻对丈夫的牵挂。
那天，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门口传来皮埃尔的雪橇声。保姆知道怎样来讨好女主人，就欢喜得容光焕发，悄悄地快步走进来。
“是他回来了吗？”娜塔莎连忙低声问，身子不敢动弹，唯恐吵醒刚睡着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涌上娜塔莎的脸，她的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但她不能立刻跳起来跑出屋去。孩子又睁眼看了一下。“你在这儿，”
他仿佛这么说，随后又懒洋洋地咂起嘴来。
娜塔莎轻轻地抽出奶头，摇了摇孩子，又把他交给保姆，快步向门口走去。但她在门口站住，似乎由于太高兴而匆忙地放下孩子有点内疚。于是她又回头看了一眼，保姆正抬起臂肘，把婴儿放到小床上去。
“您去吧，去吧，太太，您放心好了。”保姆含笑低声说，主仆之间的关系显然很融洽。
娜塔莎轻快地跑进前厅。
杰尼索夫衔着烟斗从书斋来到大厅，这里他才第一次认出娜塔莎的本来面目。她又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他回来了！”她一边跑，一边说。杰尼索夫并不怎么喜欢皮埃尔，但这时他也因皮埃尔的归来而感到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穿皮大衣的体格魁伟的人正在解下围巾。
“是他！是他！真的，就是他！”她自言自语，跑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贴到自己的胸前，然后又把他推开，瞧了瞧他那结着霜花的红润快乐的脸。“对，是他，真使人高兴，真使人开心……”
突然，娜塔莎想起等待他两个星期的苦恼和委屈，脸上的喜色顿时烟消云散。她眉头一皱，就向皮埃尔发起火来。
“哼，你倒开心，玩得挺美……可我在家呢？！你也得想想孩子啊。我自己喂奶，可是我的奶坏了。佩佳差点没死掉。
是啊！你多开心，你多舒服！”。
皮埃尔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回来。他知道她这样发脾气是不对的，也知道过两分钟她就会消气，但主要是他心里觉得很高兴，很得意。他想笑，又不敢笑，就装出一副怯生生的可怜相，弯下腰来。
“我实在没办法早回来，真的！佩佳怎么样？”
“现在没什么了，我们走吧！你真不害臊！你该亲眼看看，你不在时我遭的那个折磨啊！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着，没有放开他的手。他们一起到卧室去了。
尼古拉夫妇来访皮埃尔时，皮埃尔正在育儿室用他那大手抱着刚睡醒的儿子逗着玩。孩子咧着嘴，没有长牙的宽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一切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娜塔莎深情地望着丈夫和儿子，脸上焕发出快乐明朗的光辉。
“你跟费奥多尔公爵都谈妥了吗？”娜塔莎问。
“是的，谈得好极了。”
“你看，我们的小儿子抬起头来了。他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见公爵夫人没有？她可真的爱上他了？……”
“是啊，你可以想象到……”
这时，尼古拉和玛丽亚伯爵夫人进屋来。皮埃尔没有放下孩子，俯身吻了吻他们，回答了他们的问话。显然，虽然有许多有趣的事可谈，但皮埃尔却完全被那戴着睡帽、摇晃着脑袋的儿子吸引住了。
“多么可爱！”玛丽亚伯爵夫人望着孩子说，同时逗着他玩。“尼古拉，我真不明白，”她对丈夫说，“你怎么不懂得这些小宝贝有多可爱。”
“我不懂，我看不出来，”尼古拉说，冷冷地瞧着婴儿。
“一块肉罢了，走吧，皮埃尔。”
“其实，他还是个慈祥温存的父亲，”玛丽亚伯爵夫人替丈夫辩解说，“但要等孩子满一周岁……”
“皮埃尔可是很会带孩子，”娜塔莎说，“他说，他的手生来就是为了抱孩子的。你们瞧。”
“不，可偏偏不是为了抱孩子。”皮埃尔忽然笑着说，抱起孩子，把他交给保姆。
像每一个正常的家庭一样，童山庄园也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保留着各自的特点，但互让互谅，因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家里发生的每件事，不论是悲是喜，对所有的圈子都同样重要，但每个圈子的悲喜都有自己的原因。
譬如皮埃尔的归来是一件大喜事，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仆人们往往是东家最可靠的评判员，因为他们作评判不是根据东家的谈话和表情，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他们对皮埃尔归来感到高兴，因为知道只要皮埃尔在家，尼古拉伯爵就不会天天去巡视田庄，而且伯爵的心绪和脾气都会好些，此外，过节时大家都能得到很多节日的礼物。
皮埃尔·别祖霍夫回来，孩子们和女教师也很高兴，因为谁也不会像皮埃尔那样经常带他们去参加社交活动，只有他才会在击弦古钢琴上弹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舞曲），他说用这支舞曲伴奏可以跳各种舞。此外，他准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礼物。
尼古连卡（小尼古拉）今年已有十五岁，是个瘦弱聪明的孩子，生着一头淡褐色的鬈发和一双美丽的眼睛。皮埃尔回来，他也很高兴，因为皮埃尔叔叔（他这样称呼他）是他所钦佩和热爱的人。其实谁也没有要他去喜欢皮埃尔，他也难得见到皮埃尔。抚养他的玛丽亚伯爵夫人则竭力要小尼古拉像她那样热爱她的丈夫，而小尼古拉也爱姑父，但对姑父的感情上还有点蔑视的成分，他非常喜欢皮埃尔。他不想当尼古拉姑父那样的骠骑兵，也不想得圣乔治勋章，他想做一个像皮埃尔叔叔那样聪明善良而又有学问的人。他在皮埃尔面前总是眉飞色舞，容光焕发。皮埃尔一同他说话，他就脸红，呼吸急促，他听皮埃尔说话总是一字不漏，过后就同德萨尔一起或独自一人玩味皮埃尔的每句话。皮埃尔过去的经历、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小尼古拉根据听到的事，暗自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富有诗意的图画）、皮埃尔在莫斯科的历险、他的俘虏生活、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事（他从皮埃尔那里听说的）、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小尼古拉对娜塔莎也有一种特殊的爱），更重要的是皮埃尔与小尼古拉的亲生父亲之间的友谊（小尼古拉已记不清楚他父亲的面容了），所有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了英雄和圣人。
从皮埃尔谈到他父亲和娜塔莎的只字片语中，从皮埃尔谈到小尼古拉的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中，从娜塔莎谈到他亡父时又审慎又虔诚的态度中，这个初次意识到爱情的孩子猜想他的父亲爱过娜塔莎，临终时又把她托付给自己的好友。小尼古拉虽然不记得父亲，但父亲是他神秘的崇拜对象，他一想到父亲就心里发紧，悲喜交集，泪水盈眶。因此，皮埃尔回来，小尼古拉也很高兴。
客人们也都喜欢皮埃尔，因为他一来大家都感到又热闹又快乐，又团结一致。
家里的成年人都喜欢皮埃尔（更不用说他的妻子了），因为有他在，生活就变得轻松愉快、和睦安宁。
老太太们欢迎他，因为他经常带来礼物，更主要的，是他使娜塔莎又变得活泼可爱。
皮埃尔发觉不同的人对他持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尽其所能去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皮埃尔本来是个漫不经心，十分健忘的人，但这次却根据妻子开的单子，买全了所有的东西。他没有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嘱托，没有忘记送给别洛娃做礼物的衣料，也没有忘记送给侄儿侄女们的玩具。他刚结婚时妻子嘱咐他别忘了买这买那，他感到奇怪。他第一次出门，就把该买什么都忘记了。妻子对此大为不快，他对娜塔莎的不快很吃惊，后来他就习惯了。他知道娜塔莎自己什么都不要，而给别人买东西，只有皮埃尔自己提出来，她才让买。现在他给全家人买礼物，感到一种意外的、孩子一般的快乐，而且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事。如果娜塔莎再责怪他的话，就是因为他买得太多，价钱太贵。
大多数人认为不修边幅、漫不经心，是娜塔莎的两个缺点（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缺点，皮埃尔却认为是优点）如今又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吝啬。
皮埃尔成家后，人口增多，开支很大，但皮埃尔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发现实际的开销比原来减少一半，由于前妻的债务而陷入困境的事业已开始好转。
生活上有了节制，钱也用得少了。皮埃尔不再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那样随时有可能使他破产。他认为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至死也不会改变了，而且他也无权改变这种节约的生活方式。
皮埃尔满面春风，整理着他买回来的东西。
“多漂亮！”他像店员一样抖开一块衣料说。娜塔莎坐在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上，她那亮晶晶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那块衣料上。
“是给别洛娃的吗？太好了。”她摸了摸衣料的质地。
“这大概要一卢布一尺吧？”
皮埃尔说了价钱。
“太贵了，”娜塔莎说，“孩子们会特别高兴，妈妈也会开心的。只是你何必给我买这个！”她又说，忍不住笑，欣赏着一把当时刚流行的镶珍珠的金梳子。
“是阿杰莉鼓动我买的，她一个劲儿地说，买吧，买吧。”
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呢？”娜塔莎把梳子插到发辫上。“等玛申卡在舞会上抛头露面的时候吧，说不定到那时候又时兴这个了。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把礼品收拾好，先去育儿室，然后去见老伯爵夫人。
皮埃尔和娜塔莎夹着一包包礼品来到客厅时，老伯爵夫人照例在跟别洛娃玩牌。
老伯爵夫人已六十开外，满头白发，戴着睡帽，荷叶帽边围住了她的脸。她脸上堆满了皱纹，上嘴唇瘪着，双目无神。
她的儿子和丈夫接连去世，她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偶然被遗忘的人，活着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她吃饭，喝水、有时睡觉，有时不睡觉，她活着但又不像真正地活着。生活已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鲜明的印象。她对生活别无所求，她只图平静，而只有死亡才能给她带来永恒的宁静，但在死神来临之前，她不得不照样活下去，这就是还得慢慢地消耗她的生命力，在她身上明显地表现出婴儿和老人才具有的特征。她活着没有明确的目的，似乎只要运用身体的各种机能。她需要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哭泣、做事和发脾气等等，只是因为她有肠胃、有头脑、有肌肉、有神经，还有肝脏。她做这一切，不是由于外力推动她去做，不像人在精力旺盛时那样能集中力量来达到一个目的，而不去注意其他目的。她说话，只是因为生理上要让她的肺部和舌头活动活动，她像婴儿一样哭，是因为她需要擤鼻涕，诸如此类。精力充沛的人视为目的的事情，对她来说显然只是一种借口而已。
譬如说，她在早晨或头一天吃了油腻的东西，她就想发脾气，于是她就把别洛娃的耳聋作为她发脾气的借口。
她在屋子另一头对别洛娃小声地讲话。
“今天好像暖和些，我亲爱的。”她低声说。
别洛娃回答说：“是啊！他们坐车来了。”于是老夫人就气愤地抱怨说：“天啊！瞧她真是又聋又笨！”
另一个借口就是她的鼻烟，她嫌鼻烟不是太干，就是太潮，或者研磨得不够细。她发过脾气，脸色就变得蜡黄。使女们一看老夫人的脸色就知道，准是别洛娃又耳背了，或者是鼻烟又太潮了，因此她的脸色又发黄了。就像她需要发脾气一样，她有时也需要动一下她的变得迟钝的脑筋，这里她的借口就是玩牌。如果她需要哭，那么怀念已去世的伯爵就是最好的借口。如果她想要惊恐不安，那么尼古拉的健康问题就可用来借题发挥。她想要说些刻薄的言语，就去找玛丽亚伯爵夫人的岔子。她需要动动发音器官（多半是在晚饭后六七点钟，在阴暗的屋子里），她就对听过多次的家人反复讲同一个故事。
老太太的这种情况全家人大家都知道，不过大家都缄口不语，只是尽可能去满足她的愿望。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亚之间偶而交换一下眼色，相对苦笑一下，彼此心照不宣。
不过这些眼色，还暗示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说她已尽了自己一生的职责，他们今日所见到的她已不是完整的她，有朝一日我们大家也会像她现在这样。因此，大家都愿意迁就她，照顾她，并愿为她这个原来很可爱、原来像我们一样充满活力，而今却变得如此可怜的人而克制自己。她不久于人世了①——他们的目光这样说明。
全家只有冷酷的人、愚蠢的人和孩子才不懂这一点，因而对她疏远。
①原文为拉丁文。
皮埃尔夫妇来到客厅，恰好碰上老伯爵夫人正在玩牌，以便动一动脑筋，她虽然也像皮埃尔或儿子每次出门回来时那样说：“是该回来了，该回来了，我亲爱的，大家都等急了。回来就好了，谢天谢地。”在把礼物递交给她时，她也是那几句老话：“可贵的不是礼物，亲爱的，谢谢你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婆……”但这一次皮埃尔来的不是时候，她的牌刚打了一半，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使她很不高兴。她打完了牌，才去看礼物。给她的礼物是一只做工考究的牌匣，一只浅蓝色的塞佛尔①盖杯，杯上绘有几个牧羊女。还有一只绘有老伯爵遗像的金鼻烟壶，遗像是皮埃尔约请彼得堡一位微型画画家特意绘制的（伯爵夫人早就想要一只这样的鼻烟壶了）。她此刻不想哭，因此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遗像，然后就摆弄起那个精巧的牌匣来了。
①塞佛尔是法国巴黎西南的一座卫星城，以产瓷器著名。
“谢谢你，亲爱的，你可使我高兴了，”她像往常一样说。
“不过，你总算回来了。这太好了。你媳妇也闹得太不像话了，你真该管教一下你的媳妇，成什么体统。你不在家，她简直要发疯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记不住。”她又重复她那一套话，“你看看，别洛娃，（安娜·拿莫菲耶夫娜）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多好的盒子。”
别洛娃也把礼物夸奖了一番，也称赞了送给她的衣料。
虽然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玛丽亚伯爵夫人和杰尼索夫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们不愿在老伯爵夫人面前说，倒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老伯爵夫人在许多方面落后了。如果当着她的面谈话，就得回答她提出的一些早已过时的问题，有些话还得反复地说，如告诉她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就这样，她可能还记不住。按照惯例，他们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则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问题，例如瓦西里公爵是否见老，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是否来信问候，是否惦念她等等。这些问题她自己并不关心，别人也不感兴趣……
喝茶的时候这种谁也不感兴趣而又无法避免的问题始终谈个不停，家里的成年人都围着茶炊旁的圆桌喝茶，索尼娅就坐在靠近茶炊的地方。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已用过茶了，他们在隔壁起居室里谈笑风生。这边喝茶时大家都坐在固定的老地方，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茶已给他端在桌子上了。老米尔卡是一代名犬米尔卡生的母狗，这只狗的脸上长满白毛，乌黑的两只大眼睛比平时瞪得更大，它这时躺在尼古拉身旁的安乐椅上。杰尼索夫鬈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都已花白，他敞开将军服，坐在玛丽亚伯爵夫人身旁。皮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他谈到许多他认为老太太会感兴趣并且听得明白的事。
他谈到外部社会上的事，他也谈到老太太的同辈人，他们当年也确实活跃过一阵子，而现在天各一方，像她一样安度晚年，似乎正在收获着早年种下庄稼的最后一批谷穗。老伯爵夫人认为她那一代才真正是正统的一代。娜塔莎从皮埃尔兴致勃勃的样子看出来，他这一次旅行一定很有趣，才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又不好把一切都说出来。杰尼索夫不是这个家的成员，他不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起话来如此拘谨，同时，由于他对现状不满，因此很想了解一下目前彼得堡的情况。于是，他就不断怂恿皮埃尔讲讲谢苗诺夫团刚刚发生的事情，谈谈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况，讲讲圣经会①的建立。皮埃尔讲得起劲时，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时尼古拉和娜塔莎就赶忙把话题转到伊万公爵和玛丽亚·安东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健康上来。
“那么，戈斯涅尔，塔塔利诺娃，还在那么疯疯癫癫地继续干吗？”杰尼索夫问道。
“继续干？”皮埃尔几乎是喊起来了。“他们现在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卖劲了。圣经会现在已相当于政府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亲爱的朋友②？”她已喝完茶，看来想在饭后找一个借口发脾气。“你说的政府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①圣经会于一八一二年由戈利津建立，具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后因戈利津失势，于一八二六年被尼古拉一世封闭。
②后一分句，原文用的是法语，意为我亲爱的朋友。
“哦，妈妈您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尼古拉插话说，他知道该如何翻译成母亲能听懂的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里津公爵创办了一个团体，据说他现在很有权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戈里津，”皮埃尔脱口而出，“如今大权在手，可他们，看到到处是阴谋诡计，弄得草木皆兵。”
“咳，戈里津公爵有什么错？他德高望重。我以前常在玛丽亚·安东诺夫娜家见到他，”老伯爵夫人生气地说。她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的气更大，就接着说：“现在大家都学会了说长道短，妄加评论。圣经会有什么不好？”她站起身来（大家也都跟着站起来），板着脸，朝起居室她的桌旁走去。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传来了隔壁屋里孩子的笑语声。显然，那边一定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好了，好了！”在一片欢乐声中，小娜塔莎的喊声盖过了所有的人。皮埃尔和玛丽亚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了眼色，会心地笑了。（皮埃尔一直看着娜塔莎。）
“多么美妙的音乐啊！”他说。
“准是安娜·玛卡罗夫娜的袜子织好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哦，我去看看，”皮埃尔一跃而起，说，“你知道，”他在门口放慢脚步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因为它让我知道一切平安。我今天回家，离家越近，就越是耽心。我一走进前厅，听见安德留沙朗朗的笑声，我就知道，孩子们都好……”
“我懂，我懂得这种感情，”尼古拉附和说，“不过，我不用过去了。我知道，她织的袜子太神奇了。”
皮埃尔到孩子们房里去了，那边喊声更高，笑声也更欢了。“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这里中间来，听口令，现在我要数一、二、三，数到三的时候，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来抱你。好，一，二，……”传来皮埃尔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沉默。“三！”屋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叫声。
“两只，两只！”孩子们叫喊道。
他们说的是两只袜子，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个绝招，能用一副针同时织出两只袜子。每次织好以后，她总是得意洋洋地当着孩子们的面，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来。
过了不久，孩子们来道晚安。孩子们同所有在座的人一一吻别，男女家庭教师也行过礼，然后就出去了。只有德萨尔和他的学生小尼古拉留了下来。德萨尔低声叫小尼古拉下楼去。
“不，德萨尔先生，我要求姑妈让我留在这儿。①”
小尼古拉同样小声回答说。
①此处字下打黑点表示，原文直接用法语，此处译成汉语。
“姑妈，让我留在这儿吧。”小尼古拉走到姑母面前说。他又兴奋，又激动，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玛丽亚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对皮埃尔说：
“只要您在这儿，他就不乐意走了……”
“德萨尔先生，过一会我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晚安。”①皮埃尔把手伸给那位瑞士教师，接着含笑转向小尼古拉说：“我们没见过面呢。玛丽亚，他长得真像……”他转身对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是像爸爸吗？”孩子的脸红了，他用敬慕的、明亮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着皮埃尔。皮埃尔向他点点头，又接着谈被孩子打断的话题。玛丽亚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花，娜塔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站起来要烟斗抽烟，他又向一直守着茶炊无精打采的索尼娅接过茶，又询问皮埃尔有关这次外出了解到的消息，小尼古拉，这个长着一头卷发的孱弱的孩子，坐在没人注意的一个角落里，双眼闪闪发光，从衣领里伸出细脖子，他的满头卷发的头向着皮埃尔，在偶而体验到某种新的强烈的感情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
接着，众人的话题转到当时对最高当局的一些流言，其中包含了大多数人通常最感兴趣的国内政治问题。杰尼索夫因在军界失意而对政府不满，现在听说彼得堡出了丑闻十分高兴，于是对皮埃尔所述情况发表了一通尖刻的评论。
“过去不得不作德意志人，现在就得陪塔塔利诺娃和克律德涅夫人②团团转跳舞，还得捧读艾加特豪森之流的著作。哎，要是把波拿巴那个宝贝放出来就好了，他就会把一切胡涂思想扫除掉，把谢苗诺夫团交给施瓦茨这样的大兵来指挥，成何体统？”他大喊大叫地说。
①此处用法语。“德萨尔先生……晚安。”
②朱丽安·克律德涅夫人（1766～1824），女作家，出生在里加，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大一世曾一度受过她的影响。
尼古拉虽然不像杰尼索夫那样专门挑毛病，但他仍然认为议论政府可是一件大事情，而甲出任大臣，乙担任总督，皇帝说什么话，大臣说什么话，都是很重大的事。他认为国家大事，匹夫有责，所以也向皮埃尔询问各种问题。只是他们俩人问到的不外乎一些有关政府高级部门的轶闻。
娜塔莎十分了解丈夫的心思和脾气，她看出皮埃尔早想转换话题，看出他早就想倾吐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他这次要去彼得堡，就是想同他的新友费奥多尔公爵一起商量此事。于是她问皮埃尔，他跟费奥多尔①的事怎么样了。
①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什么事？”尼古拉问。
“也就是那些事，”皮埃尔向四周看了一下，说，“大家都看到，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有责任来尽力挽救局势。”
“那么正直的人们该做些什么呢？”尼古拉微微皱起眉头说。“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应该做的是……”
“我们到书斋里去吧，”尼古拉说。
娜塔莎早就想到该喂孩子了，听见保姆叫唤她，就到育儿室去了。玛丽亚伯爵夫人也跟着她去了。男人们走进书斋去，小尼古拉趁姑父不注意，也跟着溜了进去，躲在靠窗的写字台的幽暗角落里。
“你说该怎么办？”杰尼索夫说。
“都是些空想。”尼古拉说。
“情况是这样。”皮埃尔没有坐下就开始讲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又停下，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着，一边很快地打着手势。“彼得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皇帝不过问任何国家大事。他已完全陷入了神秘主义之中（而无论何人迷信神秘主义，皮埃尔都是无法容忍的）。他只图清静。而只有那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的人，如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之流，尽干伤天害理的事，乱砍乱杀，祸国殃民，才能使他得到清静……如果你不亲自来抓经济，只贪图安宁，那么你的管家越厉害，你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你同意吗？”他问尼古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尼古拉说。
“咳，整个国家要崩溃了。法庭里盗窃案数不胜数，军队里只有鞭笞，出操，屯垦，人民在遭受苦难，教育遭到扼杀。新生的事物，正统的事物都遭到摧残和压制。大家都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弦绷得太紧就会绷断的。”皮埃尔说（自有政府以来，人们在观察政府行为时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只给他们说了一点。”
“对谁说？”杰尼索夫问。
“这您知道，”皮埃尔皱着眉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说。
“就是对费奥多尔公爵和他们那一帮人说。奖励教育事业，热心支持慈善事业，这固然很好，但也只是用心良好而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需要另外的东西。”
尼古拉这时才发现他的小侄儿在场，就沉下脸朝他走去。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让他待在这里吧！”皮埃尔抓住尼古拉的手臂，又说：“我对他们说，那样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另外的东西。大家都在等待着，弦绷得太紧，随时可能断。当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变革时，就需要更多的人，更加加强团结，紧密携手，共同努力，来抗御那将要来临的灾难。年富力强的人都已经被拉过去了，蜕化变质了，腐化堕落了。有的沉湎于女色，有的醉心于名位，有的追求金钱和权势，都投奔到那个阵营去了。像你我这样有独立人格的人，自有主见的人就根本找不到了。我说，要扩大我们的社会圈子。我们的口号是：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的道德，而应要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从侄儿身边走开，忿忿不平地挪过一把椅子坐下，听皮埃尔谈着，他不以为然地干咳着，眉头越皱越紧。
“那么，这些行动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喊叫道。“你对政府又是抱什么态度呢？”
“抱这样的态度！协助的态度。如果政府允许我们的组织也无需保密。我们的组织不仅不同政府作对，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保皇派。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不让普加乔夫来杀害你我的子孙，不让阿拉克切耶夫把我送到屯垦区去。我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安全才携起手来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奋斗。”
“是的，但是秘密组织总是敌对的、有害的，只能产生恶果。”尼古拉说。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的道德联盟①（当时还不敢妄想俄国能拯救欧洲）有什么害处吗？道德联盟是一种美德的联盟，那就是爱，那就是互助，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东西。”
娜塔莎在谈话中间走了进来，愉快地看着她丈夫。并不是丈夫的谈话本身使她高兴。她对丈夫所谈的事不感兴趣，他讲的这些，她早就知道了（并且她知道皮埃尔所讲的都是他内心里的想法），但是当她看到他兴高采烈、神采奕奕的样子她心里就特别高兴。
这里还有一个被众人所遗忘从翻领里伸出细脖子的孩子，他也是那么兴高采烈、十分激动地望着皮埃尔。皮埃尔的每一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的手指在不安地动着，以致于不知不觉把姑父桌上的火漆和鹅毛笔都捏断了。
“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这就是所谓的德意志的道德联盟，这也就是我所建议的东西。”
“哦，老弟，道德联盟只对吃腊肠的人（德国人）有好处，但是我对它不了解，说也说不清楚。”杰尼索夫大声地断言道。
“到处都很腐败，很糟糕，这个事实我承认，不过对道德联盟我不了解，也不喜欢。什么暴动②，什么联盟！无非是要我，完全听你的指挥。”③
①道德联盟是一八○八年在普鲁士成立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反对拿破仑的法国，于一八一○年被法国政府下令解散。
②原文为俄语DyEF（暴动）一词与德语bund（联盟）音同。
③原文中用法语：直译为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人了。
皮埃尔微笑了一下，娜塔莎则放声大笑，尼古拉却把眉头皱得更紧，他开始尽力向皮埃尔说明，不会发生任何变革，他所说的危险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对此，皮埃尔作出了相反的论证，由于他的思维能力更强些，思想更敏捷，因而使尼古拉陷于窘境。这就使他更感到气恼，因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比推理更有力的直觉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要向你说明白，”他站起来说，神经质地把烟斗移到嘴角，又把烟斗干脆扔开。“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我们的一切都腐败了，必须进行一次改革，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向你说清楚，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一点你也知道，但是你们要是组织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我的职责是维护政府，如果阿拉克切耶夫现在下命令，要我带领一个骑兵连讨伐你们，我就毫不犹豫，立即出动。至于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他说完这一番话后，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终于打破沉默率先开口。当然，她的发言是替丈夫辩护，而对哥哥则是攻击。她的辩解虽然笨拙无力，但她却达到了目的。于是，交谈又开始了，但已没有尼古拉刚才说完话时那种舌战的敌对气氛了。
当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去吃晚饭的时候，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走到皮埃尔面前，他脸色苍白，但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
“皮埃尔叔叔…您……不……要是爸爸活着，他会同意您的看法吗？”他问。
皮埃尔突然明白了，当他在谈话时，这孩子头脑里一定展开过一场特殊的、强烈的感情波澜和复杂的、独立思考的活动。他回想了他所说过的话，后悔不该让孩子听见。但不管如何，他还得回答他。
“我想他会赞成的。”他勉强地答了一句，就走出了书斋。
孩子低下头去，似乎这时他才突然发现，他把桌上的东西弄坏了。他涨红了脸，向尼古拉走过去。
“姑父，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哆嗦了一下。
“算了，算了。”他把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扔到桌子下面去。显然，他在强压着自己不发脾气，把脸转过去了。
“你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他又加了一句。
吃晚饭时，大家不再谈论政治和社团，话题一转，大家回忆起一八一二年来，这是尼古拉最喜欢的话题。杰尼索夫开的头，皮埃尔谈到这话题也兴高采烈，特别愉快。后来，这几个亲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散去。
晚饭过后，尼古拉在书斋里宽衣，对等候良久的管家交代了一些事情，就换上睡衣，走进卧室。此时，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写字台旁，她正在写着什么东西。
“你在写什么呀！玛丽？”尼古拉问，玛丽亚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有些担心丈夫对她所写的东西能不能理解，会不会赞成？她本来不想让他看她写的日记，现在既然已被他发现，那就顺水推舟，让他知道这件事。这样一来，她心中也觉得高兴和踏实。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把一本蓝色笔记本递给他看，上面写满了笔迹刚健的字。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讽的口气说，接过日记本。
日记是用法语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睡醒觉却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派人来找我。孩子既任性，又十分固执。我想吓唬他一下，不料，他的火气更大了。我就来干我的事，不理他了，和保姆一起帮其他几个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大为惊讶，半天不吭一声。然后，他穿上一件内衣跑到我跟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费了好大劲也没法把他哄好。看得出来，他因为伤了我的心而感到十分难过，晚上，我给他分数单时，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只要对他温存体贴，他就能听话。”
“分数单是什么？”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根据大孩子们的白天表现，给他们的操行打分数。”
尼古拉看了一下那双凝视着他的闪闪发亮的眼睛，又接着翻看日记。日记中记下了做母亲的认为孩子们生活中值得重视的情况，从中可以反映出孩子们的性格，并提出教育方法中的一般的看法。尽管记的大部分都是细小的琐事，而做母亲的却不认为这是琐事，连第一次读到日记的父亲也与母亲有此同感。
十二月五日的日记写着：
“米佳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吃馅饼，后来就没有给他吃。在别人吃馅饼时，他眼巴巴地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想，罚孩子不吃甜馅饼，只能增强他们的贪欲。这一点要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看了看妻子。她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询问似地望着丈夫，似乎在问他是否赞成她写的日记呢？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仅赞成，而且很钦佩妻子。
“也许用不着这样过分认真，也许完全不用这样做。”尼古拉想。但玛丽亚为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精神，却使他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如果尼古拉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感情，那么，他会惊奇地发现他之所以如此坚贞、如此自豪和充满柔情地爱着妻子主要是因为她具有一个真诚的内心境界，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他几乎无法达到的，这使他惊叹不已。
他为妻子的聪明才智而感到骄傲，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妻子相比，是大为逊色的，他更感到高兴的是，她不仅身心属于他，而且成了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完全赞成，完全赞成，亲爱的，”尼古拉意味深长的说。沉思片刻，又补充说：“可我今天表现不好。当时你不在书斋。我在同皮埃尔争论时发了脾气。在那种情况下，没法不发脾气，他简直像个孩子。如果娜塔莎不把他管着，我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噢，我知道，”玛丽亚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说，你已知道，”尼古拉一想起他们的争论就十分激动，他接着说，“他想说服我相信，一切正直人的职责就是去反对政府，并且还要去宣誓效忠新的组织……可惜，当时你不在场。要知道那时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太可笑了。要知道平时她把皮埃尔管得很紧，但是一开始争论，她一点主见都没有了，只是机械地重复着皮埃尔的话。”尼古拉补充说，他已控制不住要议论议论自己的亲属了。他没想到他说娜塔莎的这番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他对自己妻子的关系上。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当我对他说宣誓效忠、忠于职守高于一切，他就乱说一通来证明自己见解的正确。真可惜，当时你不在场，要是你在场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照我看，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受难，腐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人。他的话当然也是对的，”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还有更迫切的责任，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指示，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冒险，但决不能让孩子们也去冒险。”
“就是，就是，我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尼古拉附和着说，似乎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可他还是说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这些话都是当着小尼古拉的面说的，这孩子偷偷地溜进书斋，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尼古拉，你知道，这孩子总是让我耽心，”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常怕由于自己的孩子而冷落了他。我们大家都有孩子，都有亲人，可是他什么亲人都没有。他老是一个人耽在那里想自己的心事。”
“我看你完全用不着为他而自责。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所做的一切，你都为小尼古拉做到了，而且还继续在做。当然，这件事你做得问心无愧，我也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出色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说话都听出了神。你想想看，我们去吃晚饭时，我一看，他把我桌子上的东西都弄坏了，接着，他马上向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真是好孩子！”尼古拉又说，他从来不喜欢小尼古拉，但承认他是个好孩子。
“我毕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玛丽亚伯爵夫人说，“我体会到这中间有差别，我心里很难过。他是个好孩子非常好的孩子，可我真替他耽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没关系，不用多久了，到夏天我就带他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是啊，皮埃尔一向都是梦想家，而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接着说，又转回到书斋的话题上，这话题显然令他十分激动。“至于谈到阿拉克切耶夫不好，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结婚时，负债累累，随时有坐牢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母亲看不到，也不了解情况的严重。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后来你来了，有了孩子和家业。我从早到晚在帐房里，忙于工作，难道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吗？不是的，我明白我应当工作，以便奉养老母，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清贫。”
玛丽亚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仅仅是靠面包，他过份地看重家业了。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说，说也无用。她只是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的这一举动，看成是赞成他的想法的表示，他沉吟了一会，继续大声地自言自语。
“你知道吗，玛丽亚，”他说，“今天伊利亚·米特罗凡内奇（他的管家）从唐波夫乡下回来说，已经有人愿意出八万卢布来买那片林子了。”尼古拉还十分兴奋地说，“过不了多久很可能买下奥特拉德诺耶。再过十来年，我就能给我的孩子们留下……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了。”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听就知道，丈夫想对她说什么事了。她明白每当他自言自语时，有时会突然问她，他刚才说了什么，如果他发觉，她在想别的事，他会生气的。她总是集中注意力去听他的讲话，因为实际上她对他所讲话一点兴趣也没有。她眼睛望着他，心中倒不是在想别的什么事，而是在体会另一种感情。她对她面前这个人百依百顺，怀着无限柔情，而这个人对她所想的一切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尽管是这样，她对他的一片深情还是越来越强烈，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当她完全沉浸在这种感情中时对丈夫的各种想法和打算就根本听不进去，不能深入细致地观察，不仅如此，她头脑里还不时闪过一些与丈夫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的念头。她想到她的侄儿（丈夫说小尼古拉在听皮埃尔谈话时十分激动，这使她大为吃惊），想到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她想到侄儿，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并没有拿侄儿和她的孩子们来作比较，但她比较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并发觉对小尼古拉的感情有所欠缺，对此她深感内疚和不安。
有时她想到，这种区别是年龄的差异造成的；然而她又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对不起他。她内心暗自许诺要加以改正，并做她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爱全人类那样，一辈子都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小尼古拉，爱一切人。玛丽亚伯爵夫人一直在不断地追求永生、永恒和尽善尽美的境界，因而她的心灵永远得不到安宁。她脸上总是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实际上反映出她那受肉体之累的灵魂所感受到的崇高而隐秘的痛苦。
尼古拉向她看了一看。“天哪！当她脸上露出这种严肃的神色时，我仿佛觉得她就要升天了。万一她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尼古拉心里这么想，然后就站在圣像前做起晚祷来。
娜塔莎和丈夫在一起时，谈话也像一般夫妻之间那样，也就是直率而明确地交换思想，既不遵循任何逻辑法则，也不用判断、推理和结论的程式，而完全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进行。娜塔莎早已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与丈夫交谈，因此只要皮埃尔谈话时，一运用逻辑推理，就准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夫妻之间有点不和了。只要皮埃尔开始心平气和地进行推理式地谈话，而娜塔莎也照样以这种方式回话，她就知道下一步就是要吵架了。
剩下他们两人在一起，娜塔莎就会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突然悄悄走到丈夫身边，一下子搂住他的头紧靠在自己的胸前，说：“现在你可完全属于我了，完全属于我了！你跑不掉了！”接着他们就谈起话来，违背一切逻辑法则，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同时讨论许多问题，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彼此理解，反而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就像做梦一样，梦境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毫无现实意义的，前后矛盾的，只有那支配梦境的感情是真实的。像在梦境中一样，他们彼此相处与交往也违背一般常规情理，交谈的语言模糊，不相连贯，而只有感情在支配他们的交谈。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起她哥哥的生活，讲到皮埃尔不在家时她很痛苦，感到生活空虚，也谈到她比过去更加喜欢玛丽亚，讲玛丽亚在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说这些话时，诚恳地承认玛丽亚比自己好，然而同时又要求皮埃尔更加喜欢她，而不是喜欢玛丽或别的女人，特别是皮埃尔在彼得堡见过许多女人之后，她再一次向他说明一下。
皮埃尔回答娜塔莎说，他在彼得堡的确参加了许多晚会和宴会，见到了不少太太小姐，不过她们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已经忘记了，不习惯怎么跟这些太太小姐们打交道了，”他说，“简直乏味透顶。再说，我自己的事已经够我忙的了。”
娜塔莎凝神对他看看，继续说：
“玛丽亚真了不起！”她说，“她很能理解孩子们。她仿佛把孩子们的心都看透了。譬如说，昨天米佳淘气……”
“哦，他太像他父亲了。”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心里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佳像尼古拉，他一想到同内兄的争吵就不痛快，他很想知道娜塔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尼古拉就是有这个弱点，凡是大家没有认可的，他决不表示同意。不过，我知道，你很重视开拓新天地。”她重复了皮埃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不，主要的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考和推理只是消遣，甚至是消磨时间。比如，在收藏图书方面他订下了一条规则，不把买来的书（西斯蒙第①、卢梭、孟德斯鸠②的作品）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补充说。“你知道，我想使他……”他开始缓和一下自己的口气，娜塔莎打断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必要那样做。
①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卢梭和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你说，他认为思考是一种消遣……”
“是的，对我来说所有其他的一切才是消遣。我在彼得堡时，像在做梦一样，会见所有的人。一旦堕入沉思，我就感到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消遣罢了。”
“哦，刚才你去看孩子们，和他们互相问好时，可惜我不在场，”娜塔莎说，“你觉得那个孩子最讨你喜欢？很可能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还在接着谈他内心中考虑的事情。
“尼古拉说，我们不应该思考。可我办不到。更不用说在彼得堡时我的感受了。我觉得（我对你可以直说），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我，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了。那时各人坚持各人的一套。但是我能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我的想法简单明了，也易为大家所接受。要知道，我不说我们应当反对这反对那。那样可能把事情办糟，会出差错的，我说，凡是喜欢做好事的人都携起手来，我们唯一的旗帜是——积极行善。谢尔盖公爵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有一点却使她困惑不解。那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同时又是我的丈夫吗？！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她想告诉他，自己心中的疑问。“哪些人能够肯定他比其他人更聪明呢？”她自己问自己，并且把皮埃尔所崇敬的人在脑子里逐一地回想一遍。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敬的人要算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说，“我想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人。他怎么样？如果他在，他会赞成你的做法吗？”
皮埃尔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说沉吟了一会，显然在认真考虑卡拉塔耶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可能还不太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真爱你！”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一切都是那么优雅、幸福、安宁，我将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哦，刚才你谈到离别，我们离别后我对你怀着多么特殊的感情啊……”
“是啊，还会更加……”娜塔莎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一直是爱你的，爱得不能再爱了，特别是……是啊……”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们俩人的目光相遇了，彼此的眼神把要说的话都完全表达了。
“这些都是些蠢话。什么度蜜月真幸福啦，什么恋爱初期最甜蜜啦，”娜塔莎突然说，“恰恰相反，现在才是我们爱情的金秋时节。只要你不出门离开我就好。你还记得我们吵架的情况吗？每次都是我不对，总是我的不是。可咱们为什么争吵，我已经不记得了。”
“都是为了一件事，”——皮埃尔微笑着说，“忌妒……”
“别说了，我不想听，”娜塔莎叫道，眼睛里露出冷峻的愤怒的神情。“你见到她了吗？”她停了一下，又问。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啊，你知道吗？当你在书斋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你，”娜塔莎说，显然她力图驱散向他们袭来的阴云。“你跟我们的孩子长得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她指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啊！该到小儿子那里去了。……奶来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同时转过身来面对着面，一齐开口说话。皮埃尔自鸣得意，兴致勃勃，娜塔莎脸上露出平静而幸福的微笑。他俩同时开口，然后又同时停住，让对方先说。
“不，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吧，我说的是些傻话。”娜塔莎说。
于是皮埃尔接着讲他已经开始的话题。他得意洋洋地讲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就。谈到得意之处，他仿佛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向全俄罗斯和全世界指明前进的新方向。
“我只是想说，凡是有伟大影响力的思想总是简单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能聚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势力，那末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要知道，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你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说些傻话。”
“没什么，还是说吧。”
“没什么，一点小事，”娜塔莎说，笑得更加容光焕发，“我只是想谈一下佩佳，今天保姆准备把他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他笑起来了，眯起眼睛，紧紧搂住我，他大概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起来，不去保姆那边了。他那个样子可爱极了。你听，他现在又在哭了。好了，再见！”她说着就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在楼下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卧室里，像往常一样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怕黑，这个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德塞尔高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他那高鼻梁的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小尼古拉刚刚睡醒，出了一身冷汗，睁大眼睛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前方。他是被一场恶梦惊醒的。在梦中他和皮埃尔都戴着普鲁塔赫①著作的插图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着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由白色的斜线组成，这种斜线很有点像秋天布满空中的飘荡的蜘蛛网丝。而德塞尔把这种细丝称为游丝②。前面是光荣两个字，也像飘忽不定的丝线，只不过更粗一些。他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向前走去，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引导他们的线松弛了，纠缠在一起，拉也拉不动了，此时，尼古拉姑父突然站在他们面前，神态威严可怖。
①普鲁塔赫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②法语：圣母线。（即飘浮在空中的游丝。）
“这都是你们干的吧？”他指着被弄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我爱过你们，可现在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首先往前走就干掉谁。”小尼古拉回头去看皮埃尔，皮埃尔已不在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虽无影无形，却确实站在那里。小尼古拉看见父亲、觉得他特别喜欢他父亲，但又觉得自己浑身无力，骨头也散了架，似乎想爱又爱不起来。父亲抚爱他，怜惜他。可此时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却离他们越来越近。小尼古拉吓得要命，一下子就惊醒了。
“父亲，”他想。“父亲（尽管家里已有两张维妙维肖的安德烈公爵像，但小尼古拉脑海中始终没有想到安德烈公爵这个人的形象），“父亲和我在一起，他抚爱我。他称赞我和皮埃尔叔叔。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将尽力去办。穆齐·塞服拉烧掉了自己的手①，为什么在我生活中就碰不到这样的事情呢？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是要学习的。到学习结束那一天，我就要有所作为。我只要求上帝帮我办一件事——让我遇到像普鲁塔克的英雄们所遇到的事，我一定照他们的榜样去做。我还要比他们完成得更好。到那时，人人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小尼古拉突然感到胸闷气紧，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①穆齐·塞服拉是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相传为了挽救罗马不致亡国，他自己烧掉右手，以示决心。
“您不舒服吗？”①他听见德塞尔在问他。
“没有什么。”②小尼古拉回答说，又躺到枕头上去。“他是多么好的人，又慈祥，又和气，我喜欢他。”小尼古拉这样忖量着德塞尔的为人。
“哦，还有皮埃尔叔叔！他这个人太好了！还有父亲呢？
父亲！父亲！我一定要有所作为，做出他深感满意的事来……”
①法语。
②法语：没有。
历史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学科。然而，人们却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过语言文字详尽说明——不仅描述人类的生活，而且尽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办法来描述和探索那种似乎难以捉摸的民族生活。他们总是阐释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生平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各族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呢？对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各自选出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引导被选定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指定的目标。
如此这般，上述问题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事务的办法得到了解决。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条原则。
看来，现代史学观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于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本不该再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政权形成的原因了。但是，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它在理论上虽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依然追随着他们。
现代史学抬出的不是一些领导芸芸众生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从帝王到记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领导民众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赋权力和直接去执行神的意志的人们。代替从前迎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学家还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祉，采用最为抽象的概念：为全人类文明的福祉，而全人类这里一般是指仅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学虽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观点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势所趋，其逻辑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权神授及古人的命运观的史学家又殊途同归地承认：一、各族民众是受个别人领导的；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奔向一个已知的目标。
从基邦到保克尔的这些现代史学家们，虽然他们好像各有分歧，其观点也貌似新颖，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回避不了那两个陈旧的原则。
首先，史学家记述的是他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的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类人物；另有人认为除帝王将相之类而外，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其次，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恢宏强盛，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那个称为欧洲的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们知道的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大片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基督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屠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后来他又以某种借口去杀戮非洲人。他讨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长于心计，所以，他回到法国，能够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慑服了。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那儿又屠杀了许多人。当时，俄国也有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仑修好，一八一一年，他两人又反目为仇，于是，许多人又遭他们杀戮。接着，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长驱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随后他突然又逃离莫斯科。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的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一下子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军立即攻打拿破仑刚刚纠集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驻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不过，当时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称号，仍尽力对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过，此人一向只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他乡。然后，精明练达的国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先他人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域。）在维也纳发表谈话，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与君主又几乎爆发争执，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互相残杀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一营人马又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为此，盟国的君主极为恼怒，于是，又跟法国人交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人们又恍然承认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强盗。就是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钟爱的法国，在孤岛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业绩留给后世。欧洲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抬头，各国的君主又重新欺压百姓。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作为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这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夫以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被风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不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权力就是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专题民族历史好似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置于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带有一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幼稚地提出问题：“拿破仑究竟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一手？”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引起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代货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愚弄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4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其一：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阐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涵义，否则历史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
所以必须说明权力的涵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作战。我们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对这种看法是这么熟悉，以致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
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②博马舍（171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④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⑤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⑥抒情歌手出现于十二三世纪的德国，他们到处唱情歌，也唱十字军军歌。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生活与思想动机和特点。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急躁，说过如此这般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如此这般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何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为何彼此处以死刑。
假如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当代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并不能包括各民族的生活，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的，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假说，并未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也许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对法学的目的而言也许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当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当历史时期开始，这种理论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移交的活动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种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牲口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言那群牲口之所以从这个方向或从那个方面走动、是由于那头牲口引路的缘故，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牲口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那只在前面走的牲口引导着它，所以别的牲口的意志总和都交给那群牲畜的头头。”
这就是第一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那群牲口的牲畜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牲口带领的方向不是一群牲口所选择的方向，所有牲畜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头头移交给另一个头头。”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以下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按照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
“假如前头的牲口不断地更换，一群牲口的方向不断地变换，那是因为，为要到达既定的方向，牲口把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注目的那些牲口，因此，为研究一群牲口的运动，我们应当观察这群牲口周围走动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牲口。”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代表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换一种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即是说，权力就是我们不解其含义的词语。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把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加以批判后，人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思维，还有一个用来检测思维结果的工具——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待说，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而且权力的存在已经由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实。
一桩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出现，那桩事件好像由于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①。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波西米亚②。拿破仑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那桩事件总与颁布命令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相联系。
①一八六四年，在法军支持下，马克西米连取得了墨西哥王位。
②指一八六六年奥、普战争。
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即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说的话——只是表现在一桩事件上（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认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设想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假设几句话可以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非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
不假设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发生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权力不过是存在于个人意志的表现和另一些人对履行这个意志之间的依赖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依赖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假如神发布一道命令，表示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示与时间无关，也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是，如果谈到命令——它是在一定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的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应当重新确定：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布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发布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条件。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人类行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只要重新确定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后一道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道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连串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连串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作战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联的命令结合在一道同时下达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未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条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时，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统治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连串事件不适宜，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适宜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知道，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上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种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未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所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条的命令中，只有几条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迷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不同的难以数计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桩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的最繁杂的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的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面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就发现，命令无论如何不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疏忽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出命令的人亲自参与了事件。
颁发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共同行动而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的人是直接参与的，少数人是间接参与的。
在人们为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总数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总数目更少，由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首脑。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由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布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为数较少）行动比士兵为少；但是他们发布命令。军官更少地直接行动，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总司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发布有关群众行动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的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职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愈多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小，他们的人数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大，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最少地直接参与行动，最多地发号施令。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联的时候才得以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最少地参与事件本身，他们的活动仅仅是发号施令。
7
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每时每刻仔细观察那些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产生了错觉。
假如我们每时每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疏忽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见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常常改变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变航向，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事情，奉命办理的事情。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汹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与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无论发出多少命令，假如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有关系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一个名人与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愈多地发表意见、预言和辩护，他就愈少地参与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联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大。
从精神方面来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来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联合方面。
或者，换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是不适用的。
我们分析到最后，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内达到的极限，假如智慧不对它所研究的对象采取玩弄的态度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自然属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类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察不出相吸或相斥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范畴。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历史学们都不知不觉地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整个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很显然，那个人只消有一个违反法则的自由行动，就会破坏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何法则存在的可能。
假如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要服从那个法则。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占据了最卓越的人类头脑，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出了它的全部重大意义。
问题就在于，如果把人视为观察的对象，无论从什么观点——神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哲学观点——我们都发现人正如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必须服从普遍的必然法则。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我们意识到的事物从我们内心来看他，我们就会感到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以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为转移。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也只有通过意识他才认识自己。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一个人有了意愿，也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志，他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当人意识到构成他的生命实质的意志时，他也只能意识到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他看出他的意志总是按同一法则活动（他观察吃饭的必要性或者头脑的活动，或者观察任何别的现象），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沿着同样的方向活动看作意志的限制，如无自由，则无限制可言。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我的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懂得，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一种无法反驳的自由的证明。
这个答案不属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的范畴。
假如自由的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每个人表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服从某一些法则；人一旦认识到万有引力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并且永远不会抗拒这些法则。但是，一系列同样的实验和论证对他表明，他内心感觉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取决于他的肌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一个人根据实验和论证知道一堆石头向下落，他毫不狐疑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期望他所知道的那个法则得以实现。
但是，当他同样毫不狐疑的知道他的意志服从若干法则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相信。
虽然实验和论证一再向人表明，在同样的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他就会跟原先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情，可是，当他在同样的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第一千次做那总会得到同样结果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像实验以前一样确定无疑地相信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虽然论证和实验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行动是不堪想象的，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这种不合理的观念（这种观念构成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就是这样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能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人类的一切努力，一切生存的动机，都不过是增进自由的努力。富裕和贫寒、光荣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强壮和软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工作和闲暇、饱食和饥饿、道德和罪恶，都不过是较高或较低程度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就只能看作是被夺去生活的人。
假如理性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矛盾，好像在同一条件下做出两种不同动作的可能性一样，或者好像一种没有理由的行动的可能性一样，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范畴。
这种不可动摇、不可否认的自由意识，不受实验或论证支配，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毫不例外地为每个人所觉察，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人的观念的自由的意识，这构成问题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造物。由人类的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罪恶是什么呢？这是神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用统计学表示的普遍的不变法则这一范畴。人类对社会的责任（这一概念也是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这是法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是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中产生的。良心是什么，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行为的善恶认识是什么？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联系人类的全部生活来看，人是服从那决定这种生活的法则的。但是，不从这种联系来看，一个人他似乎是自由的。应当怎样看待各民族和人类的过去生活呢——作为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还是作为人们不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这是历史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知识普及、具有自信的时代，因为有对付愚昧的最有力的工具——印刷品的传播，才把意志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本身不能存在的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所谓先进人物，也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从事博物学家的工作，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以求得全部问题的解答。
灵魂和自由不存在，因为人的生活是筋肉运动的表现，而筋肉运动受制于神经的活动；灵魂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因为在远古时代我们是由猿猴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写、印成书刊，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现在那么卖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那个必然性的法则，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所有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被人否认。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解释问题一个方面。因为，从观察的观点来看，理性和意志不过是脑筋的分泌物（secrétion），根据一般的法则，人可能是在那无人知道的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起来的，这事实不过从一个新的方面说明了几千年前所有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了的真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人从属于必然性的一系列法则，但是它一点也没有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相反的另一方面。
假如人是在无人知道的时代从猿猴变来的，这与说他是在某个时期用一把土做成的，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前者的未知数是时间，后者的未知数是起源），而人的自由意识怎样与他所服从的必然性法则相结合的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从青蛙、兔子和猿猴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活动，但是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肌肉活动和神经活动，也能观察到意识。
那些自以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学家和他们的信徒，正如这样一些灰泥匠：本来指定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可是他们趁着总监工不在，一时热情冲动，粉刷了窗子、神像、脚手架，还未加扶壁的墙壁，他们心里很高兴，从他们作灰泥匠的观点来看，一切都弄得又平又光滑。
在解决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历史比其他知识部门有一个优点：而这个问题对历史来说，不牵涉人类自由意志的实质，只牵涉这种意志在过去和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历史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与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它的观念。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不存在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相结合的无法解决的奥秘。历史考察人对生活的观念，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已经在人对生活的观念中实现了。
每一历史事件，每一人类活动，在实际生活中都被了解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没有任何矛盾的感觉，尽管每一事件都表现出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解决自由和必然性怎样结合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实质为何物的问题，历史哲学也可以、而且应当走一条与别的科学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宜先给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列入那两个定义之中，历史应当以大量历史现象中归纳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而那些现象总是与自由和必然有关系的。
我们无论怎样考察关于许多人或者一个人的活动的观念，我们总是把这种活动理解为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部分必然性法则的产物。
无论我们所谈的是民族迁徙和野蛮人入侵，或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或是某个人一个小时前从几个方向中选出一个散步的方向的这一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任何矛盾。对我们来说，指导这些人的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限度是很明确的。
关于自由多寡的概念时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各异；但是永远有共同的一面，人的每一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是自由和必然性的一定的结合。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行动中，我们都看出一定成份的自由和一定成份的必然性。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在任何行动中自由愈多，必然性就愈少；必然性愈多，自由就愈少。
自由与必然性的增减关系，视考察行动时所用的观点而定；但是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
一个先足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那人也要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育婴儿而疲惫不堪的、饥饿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或者，一个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人，在服役期间，遵照长官命令，杀掉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在知道那些人所处的条件的人看来，似乎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小，属于必然性法则的成分比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二十年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和平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上，他的罪过似乎比较小；在二十年后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性的法则范畴，而在他犯罪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动的人看来，他的行为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有那种行动的人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似乎自由比较少，必然性比较多；而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似乎自由比较多，必然性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行动时所持的观点而增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或增或减。因此，必然性的成分愈多，自由观念的成分就愈少。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常识、法学和历史本身，都同样了解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观念的增减，一无例外地取决于以下三类根据：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他与时间的关系，
三、他与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类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地认识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明了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并存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还可以看出，一个在人烟稠密的地区与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的行动，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无疑地更不自由，更多地属于必然性。
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个人，不管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我们只要看到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不论何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与他所读的书、与他所从事的劳动，以至与他周围的空气，与照在他周围的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看出，每件东西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的行动的某一方面。于是，我们愈多地看到这些影响，关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弱，关于他受必然性支配的观念就越增强。
二、第二类根据是，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出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明了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使人类产生的那第一个人堕落，显然比现代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还可以看出，在几世纪前，在时间上与我们有关联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我觉得不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活的后果）那么自由。
在这方面，关于或多或少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逐步认识，取决于完成那一行动和我们判断它之间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
假如我考察我在一分钟以前与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几乎相同的环境下所完成的一次行动，我觉得我那次行动无疑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考察我在一个月前完成的一次行动，那么，因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的，我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那次行动，从现在这次行动所产生的许多良好的，令人满意的，甚至是重大的结果也就不会有了。如果我回忆更远的十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前的那一次行动，那么，我就觉得我现在这次行动产生的后果更为明显；我也觉得难以想象，假如没有那次行动，会是怎么样。我回忆得愈远，或者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愈深，我就愈加怀疑我的行动的自由。
在历史上，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同样的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现代的任何事件无疑都是一定的人们的行动；但是对于一桩比较遥远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必然后果，除此而外，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别的后果。我们回忆得愈远，我们就要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作出的。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①无疑是俾斯麦狡狯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产生的后果。
拿破仑发动的战争，我们依然认为是英雄的意志所产生的结果，尽管我们对此有所怀疑；但是，我们已经把十字军东征看作占有一定地位的事件，没有这桩事件，欧洲的近代史就不堪想象，虽然在十字军的编年史家看来，这桩事件不过是某些人的意志的产物。至于涉及各民族的迁徙，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欧洲的复兴取决于阿提拉②的任意作为。我们所观察的历史对象愈远，造成事件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愈益可疑，必然性的法则也愈加明显。
①一八六六年的奥普战争，托尔斯泰于是年撰写这部小说。
②阿提拉是匈奴族首领（406～453），在他的时代，匈奴部族联盟极为强盛。
三、第三类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必然要求的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的了解，而且为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因而也是人的每一次行动），作为以往的现象的结果和以后的现象的原因，应当有它的确定的地位。
依照这类根据，我们对那些由观察得来的支配人的生理法则、心理法则、历史法则认识得愈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原因、心理原因、历史原因就会了解的愈益正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愈益简单；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的性格和头脑以及他的行动就愈不复杂，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和别人的行动就愈益自由，就愈益不受必然性的支配。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的原因时——不论这是罪行还是善行，或者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份最大。假如是罪行，我们就最坚决地要求处罚它；假如是善行，我们就给予最高的评价。假如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承认它是最富于个性、独创性和自由的行为。不过，我们只要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出一定成份的必然性，也就不那么坚持惩罚罪过，认为善行并不是了不起的功绩，对貌似独创的行为也认为并非那么自由了。一个犯人是在坏人中接受教育的，这就使得他的罪恶不那么严重了。父母为子女作出的自我牺牲，可能得到奖赏的自我牺牲，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而似乎不那么值得同情，自由的程度比较小。教派或政党的创立者或发明家，一旦我们知道他的行动是怎样准备起来的，用什么准备起来的，就不那么使我们惊异了。假如我们有许多经验，假如我们的观察不断地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愈益准确地把因果联系起来，我们就愈益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必然的，是不自由的。如果我们考察简单的行动，并且有许多那一类的行动供观察，我们对那些行动的必然性观念一定更强了。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到坏人中间的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一个酒鬼的醉酒等等，我们愈益了解这些行为的原因，就愈益觉得这些行动是不自由的。如果我们考察智力低下的人的行为，例如，考察一个小孩、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的行为，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的原因和性格与智力的简单，我们就会看出必然性成分很大，自由意志成分很小，甚至我们一旦知道造成那种行为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预言它的结果。
一切法典所承认的无责任能力和减罪的情事，仅仅依据这三点理由。责任的大小，要看我们对受审查的那个人所处的环境认识的多少，要看完成那行为和进行审查相距多少时间，还要看我们对行为的原因了解的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