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五日是所谓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黄昏时分，在多次争吵和将军们没有准时率部到达指定地点的错误之后；在派出一批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们之后，一切情况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敌人已经四散奔逃，不可能有也不会再有战斗，于是库图佐夫离开了克拉斯诺耶前往多布罗耶，总司令部已在当天迁移到了那里。
晴空万里，严寒。库图佐夫骑着自己的膘肥体壮的小白马，带领一大群对他不满意，一路上窃窃私语的随从人员前往多布罗耶。一路上随处都可以见到一群一群聚拢在火堆旁边烤火的在当天俘获的法国人（在这一天俘虏了他们七千人）。在离多布罗耶不太远的地方，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用顺手捡来的破烂裹着身子的俘虏们，站在摆在路上的一长列卸下来的大炮旁边嘁嘁喳喳谈着话。当总司令走过来的时候，谈话声停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库图佐夫，他头戴一顶有一道红箍的白帽子、身穿从他那驼背上鼓凸起来的棉大衣，骑着小白马沿大路缓缓走来：一位将军正在向他报告那些大炮和俘虏是从什么地方俘获的。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件什么事情使库图佐夫悬挂着，因而那位将军的报告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不悦地眯着眼睛，专注地凝视那些法军俘虏，这些俘虏的样子特别可怜。大多数法国士兵的脸部成为畸形，鼻子和两颊都冻伤了，差不多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红肿、糜烂。
靠近路边站着一堆法国人。有两个士兵（其中的一个脸上长满了疮）正在用手撕吃一块生肉。在他们盯着过往的人的目光中，隐露着某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那个满脸生疮的士兵恶狠狠地向库图佐夫盯了一眼，立即转过身体，继续做自己的事。
库图佐夫久久地凝视着这两个士兵，他更加皱紧了眉头，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膀，很和气地和他说着话，库图佐夫又一次以同样的神情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他问那位将军，将军一面继续报告，同时请总司令注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前线所缴获的法军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显然，他吃力地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中来。他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数千双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期待他讲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前面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一个随从人员向拿着法国军旗的士兵们招了招手，叫他们走过来把这些军旗摆放在总司令的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好几分钟，看起来他极不乐意，然而他又不得不服从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所要求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于是他抬起了头，开始讲话了。一大群军官围住了他。他以专注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周围的军官，还认出了其中几个人。
“感激大家！”他转身朝着士兵们，紧接着又转身朝着军官们，说。笼罩在他周围的是一片寂静，可以十分清晰地听见他那缓慢地说出来的话。“为了艰苦，为了忠诚的服务，感激你们大家。我们完全胜利了，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稍稍停顿了片刻，环顾一下四周。
“把旗杆头放低点，放低点，”他对一个在无意之中把他手里拿着的法国鹰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的军旗前面压低下去的士兵说。“再把它压低一点，再压低一点，好了，就这样。乌拉！弟兄们！”他的下巴朝着士兵们迅速地摆动着，说。
“乌拉——拉——拉！”响起了数千人的欢呼声。
在士兵们正在欢呼雀跃的时候，库图佐夫在坐骑上俯下身子，低下了头，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温情的、又仿佛是一种讥讽的亮光来。
“是这样的，弟兄们，”当欢呼声一停下来时，他说……
突然之间，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声音都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总司令在讲话，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在讲话，很明显，他现在想对伙伴们说几句他想说的话。
在军官们中间和在士兵的队列中开始向前蠕动起来，以便能够更加清楚地听见他现在说的话。
“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艰苦，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要忍耐，不会久了。让我们把客人送走，那个时候就可以休息了。对你们的功绩，沙皇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是艰苦，但是你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是他们，你们看一下他们已经落到何等地步，”他指着俘虏们说道，“比最糟糕的叫化子还不如。当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可怜他们，可是现在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同样是人嘛。对不对，弟兄们？”
他环顾四周，从盯住他的那些倔强的、报其崇敬的、又是困惑不解的目光中，他看得出来都同情他所讲的话：他的眼角和嘴角皱起来，显露出一个普通的老年人的微笑，他愈来愈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犹豫不决地低下头。
“不过，把话又说回来，到底是谁叫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的？活该，这些畜……畜……！他突然抬起头说。他把鞭子一挥，策马疾驰而去，这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他离开了已经乱了队列，高兴得纵声大笑、高喊着“乌拉”的士兵们。
部队未必能听懂库图佐夫所讲的话。谁也不能重述出元帅开头庄严、结尾朴实、就像一般的慈祥老人所说的话；然而，老人的由衷之言不仅已经被理解，而且正是在老人善良的咒骂中表现出对敌人的怜悯和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的认识的伟大庄严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深藏在每一个士兵心中，他们以兴高采烈、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了。在此之后，有一个将军向总司令请示，是否要把他的车叫来，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呜咽起来，显然他十分激动。
十一月八日，这是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当部队到达宿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一整天没有一点风，寒冷；天空中飘着零零散散的雪花，透过飘落的雪花，可以看见淡紫色的、灰暗的星空，寒气更加逼人了。
穆什卡捷尔斯基团队在离开塔鲁丁诺时是三千人，而现在只剩下了九百人，这个团队最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边的一个村庄），迎接这个团队的打前站的人说，村里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生了病的和死亡了的法国人、骑兵和参谋人员。只还有一间房子可以让团长住。
团长到他的住处去了。团队经过村子，在大路边上的住房旁边架起了枪。
这个团队就像一头巨大的、多脚的动物，他们开始为自己营造窝穴和准备食物了。一部份士兵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他们蹚过没膝深的雪地，走进村子右边的桦树林中，立刻就听到了刀砍斧劈的声音，树枝折断的声音和欢快的说笑的声音；另一部份士兵在团队的大车和马匹集中的地方，取出大锅和面包干，饲喂马匹；第三部分士兵分散到村子里的各个地方，为参谋人员准备住处。他们把停放在所有房子里的法国人的尸体搬运出去，然后，拖来一些木板、干柴和从屋顶上扯下来的禾草，准备生起火堆和做挡风用的篱笆。
大约有十五名士兵在村庄边上的一间房屋后面，快活地喊叫着摇晃一间棚屋的高大的篱笆墙，这间棚屋的屋顶已经被掀掉了。
“喂，喂，加把劲呀，大家一起用力推呀！”齐声喊叫着。那墙上面有雪的高大的篱笆墙来回晃动着，墙上的冰棱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下面的墙桩越来越咔嚓发响，终于那堵高大的篱笆墙连同推它的士兵们一齐倒了下来，爆发出一阵粗犷的、欢快的哈哈大笑声。
“抓住！两个两个地抓住！把棍子拿过来！就这样。你在往哪推？”
“喂，加点油……停一停，伙计们……咱们喊号子吧！”
大家都默不作声，于是一个低沉的像天鹅绒般动听的声音唱了起来，在唱到第三节末尾时，紧接着最后一个音，二十个人的声音一齐喊起来：“哦哦哦哦！来呀！加点油呀！一齐干呀！弟兄们呀！……”，不管怎样一齐使劲，那堵篱笆墙几乎纹丝不动，在稍似停止的静寂中，可以听见人们沉重的喘息声。
“喂，你们六连的！鬼东西，滑头鬼！来帮一把……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进入村庄的二十来个人，全都过来帮忙了：于是那一堵有十多米长，两米多宽的篱笆墙被压弯了，像刀切一般压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士兵们的肩上，沿着村庄里的街道往前移动了。
“走啊，怎么啦……要倒了，咳……怎么停住了？嗯，嗯……”
不停地说一些快活的、各种各样的骂人的脏话。
“你们干什么？”突然一名士兵向他们跑过来，厉声问道。
“大人们都在这儿；将军就在屋里，你们这些魔鬼，狗狼养的。我揍你们！”司务长喊道，他顺手给首先碰到的士兵背上打了一拳。“你不能小声点吗？”
士兵们都不吭声了。那个挨了打的士兵，撞到篱笆上，擦破了脸，满脸都是血。
“瞧，鬼东西，打的好重，弄的满脸都是血。”司务长走后，他怯生生地小声说。
“怎么样，你不喜欢吗？”一个笑着的声音说道；于是，士兵们放低了嗓门，继续往前走。一走到村外，他们就又像先前那样大说大笑，照旧说那些无聊的骂人的话。
士兵们经过一间小屋，屋内聚集了一些高级军官，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热烈谈当天的事情和明天进行的运动战。打算由左翼行动，切断代理总督（缪拉）并活捉他。
当士兵们把篱笆墙拖到指定地点时，到处都生起了做饭的营火，木柴噼啪作响，雪正在融化。在营地被踏碎的雪地上到处都晃动着士兵们的身影。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刀砍斧劈的声音。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拖来了过夜所需的木柴。为军官们架好帐篷，大锅里煮着饭，武器和装备都安置妥当。
八连拖来的篱笆墙朝北面竖立成半圆形，用枪支撑住，墙前生起了火堆。响起了晚点名的鼓声，吃过晚饭，在火堆旁准备过夜——有一些在补鞋袜，有的在吸烟，还有一些脱光了衣服，烘烤衣衫里面的虱子。
俄国士兵在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难以用语言来描绘——没有保暖的靴子，没有皮衣，上无片瓦可以栖身，露宿在零下十八度严寒的雪地之中，甚至没有足够的口粮（部队的给养常常跟不上了，士兵们本应表现出十分狼狈和十分悲惨的景象。
恰好相反，即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比现在更加快乐、更加活跃的景象。这是因为每天都把意志薄弱和体力衰弱的人从部队淘汰掉，他们早就掉了队，剩下的全是部队的精英——不论在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坚强的人。
在用篱笆遮挡的八连驻地聚集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坐在他们那里，他们的火堆燃烧得最旺。他们规定，只有拿木柴来，才能坐在这里。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搞的……你跑到哪里去了？狼把你吃啦？去拿些柴来。”一个红头发、红脸的士兵喊道，他眨巴着被烟子熏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就这样他也不愿意远离火堆。“你，乌鸦，也去拿点柴火来。”这个大兵转过身对另一个士兵说。这个红脸人既不是军士也不是上等兵。但他壮实，就因为这，他就能指挥那些体质比他弱的士兵。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又瘦又小，长着个尖鼻子，乖乖地站了起来，准备去执行这个命令。就在这时，一个身材修长的、年青英俊的士兵抱着一大捆木柴向着火堆的光亮处走了过来。
“抱到这儿来，真是雪中送炭！”
大伙儿劈开木柴，往火上加，用嘴吹，用大衣的下摆煽，火苗丝丝作响，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士兵们挪近火堆，抽起烟来。那个抱木柴来的年轻英俊的士兵，两手叉腰，就地快速和有节奏的跺着冻僵了的脚。
“哎呀，我的妈呀，夜露多冷，好在我是一个火枪兵……”他悠然低吟，好像每一个音节都要打个嗝儿。
“喂，鞋底要飞了！”那个红脸人发现跳舞的人的靴底掌搭拉下来，高声叫道。“好一个舞蹈家。”
跳舞的人停住脚，扯下搭拉下来的皮子，扔进了火堆。
“好啦，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灰色法兰绒，用它包住脚。“都冻木了。”他补了一句，把脚伸向火堆。
“快要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仗，给大家发双份服装。”
“你看，狗崽子彼得罗夫，还是掉了队。”司务长说。
“我早看出来了。”另一个说。
“噢，一个不中用的小卒……”
“听说，三连昨天少了九个人。”
“不错，脚都冻坏了，还能走路吗？”
“嘿，废话！”司务长说。
“你是不是也想那样？”一个老兵以责备的口气对那个说脚冻坏的人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突然从火堆旁欠起身，用尖细而颤抖的声音说：“胖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就以我来说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面对司务长，坚决地说，”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周身疼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不然早晚我都是要掉队的……”
“好啦，好啦。”司务长平静地说。
那个小兵不再吱声，谈话继续进行。
“今天捉的法国人真不少，这些人穿的靴子，说实在的，说是靴子，其实连一双像样的都没有，”一个士兵提出了一个新话题。
“哥萨克把他们的靴子全给脱走了。他们给团长打扫房子，把死了的都拖走，真惨不忍睹，弟兄们，”那个跳舞的人说，“翻动尸体时，有一个还活着，你能相信吗？嘴里还在叽咕着说话呢。”
“个个都白白净净的，弟兄们，”第一个说话的人说，“白的，就像桦树皮一样白，有的仪表威武，说不定还是贵族。”
“你以为怎么着？他们人人都要当兵。”
“谁也不懂我们的话，”那个跳舞的人带着困惑不解的微笑说道。“我问他，‘谁的王徽？‘他嘟嘟噜噜。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
“不过，却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那么白感到惊奇的人接着说，“莫扎伊斯克的农民说，在他们那里曾发生过战斗，他们在掩埋死人时，那些法国人的尸体已经露天摆在那儿有个把月了，像白纸一样白，干干净净，连一点点火药的臭味都没有。”
“怎么，或许是寒冷的缘故吧？”一个人问。“你太聪明了！冻的！可当时天气还热着呢。假如因为严寒所致，那么我们的人的尸体就不会腐烂。农民说，‘到咱们的人跟前一看，全腐烂了。生了蛆。’”他说，“拖尸体时，我们用毛巾把脸包起来，扭过头去，那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他又说，“可是他们的人呢，像纸一样白，边一点火药的臭味都没有。”
大家都默不出声。
“那就是吃的好吧，”司务长说，“他们吃的都是上等的伙食。”
没有人反对。
“那个农民说，在莫扎伊期克附近曾经打过仗，在那里，从十来个村庄召来的人运了二十天，也没有把死尸运完。有不少都喂了狼……”
“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一个老兵说。“只有这一场战斗令人难忘；而在此之后的一切……只是折磨人罢了。”
“就是，大叔。前天我们追击他们，还不等你靠近，他们就赶紧扔下枪，跪在地上，喊‘饶命！'他们说，这只是一个例子。还说，普拉托夫曾两次捉住拿破仑本人，他不会法国话，捉是捉住了：在他手上化成一只鸟，飞了，又飞了。没有杀掉他。”
“我看你，基谢廖夫，是一个吹牛大王。”“什么吹牛，那千真万确。”
“假如他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把他埋起来，再钉上一根杨树桩，他害了多少人哇！”
“一切都快到头啦，他不能横行了。”那个老兵打着哈欠说道。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躺下睡了。
“瞧，天上的星星，闪耀得多好看！你还以为是铺展开的一幅画布。”一个士兵欣赏着天上的银河，说道。
“弟兄们，这是丰年的预兆。”
“应当添点柴火。”
“背烤暖了，肚皮又冻得冰凉，真怪。”
“唉，真不得了！”
“你挤什么，火是你一个人的，还是怎么的？看……看你的手脚是怎样伸的。”
由于停止了谈话而寂静下来，可以听得见有几个人打着鼾声；其余的人辗转翻身烤火，时而交谈几句。从相距百把步远的一个火堆旁传来欢快的齐声大笑。
“瞧，五连那边多热闹。”一个士兵说，“人真多！”
一个士兵站起来，到五连那边去了。
“笑得够意思，”他回来说，“有两个法国人，一个冻僵了，另一个很活跃，在唱歌。”
“噢，噢？看看去……”几个兵到五连去。
五连驻地紧靠森林边上。一堆大火在雪地里燃烧得通红，透亮。火光照亮了被霜雪压弯了的树枝。
半夜里，五连的士兵听见了在林中的雪地上有脚步声和地上的树枝发出的啪嚓啪嚓的响声。
“弟兄们，有狗熊。”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来仔细倾听，两个衣衫奇异、互相搀扶着的人影从林中朝着火堆的光亮走来。
这是两个躲藏在森林里的法国人。他们声音嘶哑，说着士兵们听不懂的话，走近火堆。一个身材稍高一点，头戴军官帽，看样子已筋疲力竭。走近火堆，他想坐下来，但却倒在地上了。另一个矮小，结实，用手巾包住脸庞，他把同伴从地上扶起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说了几句话。士兵们围着两个法国人，给生病的铺上了军大衣，又给他俩拿来稀饭和伏特加酒。
那个精疲力竭的法国军官叫朗巴莱；那个脸上包着手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雷尔。
莫雷尔喝了伏特加和一碗稀饭之后，突然异乎寻常地快活起来，不停地对那些听不懂他的语言的士兵嘟嘟噜噜。朗巴莱不吃也不喝，头枕着臂肘躺在火堆旁，默不作声，以漠然的通红的眼睛望着俄国的士兵们。他时而发出长吁短叹的声音，之后又默不出声。莫雷尔指着他的肩膀，向士兵们示意，这是一位军官，应当让他暖和一点。一位走近火堆的俄国军官派人去向团长请示，可否准许一个法国军官到他的屋子里去取暖。派去的人回来说，团长吩咐把法国军官带去。于是告知了朗巴莱。他站起来想走，但他站立不稳，要不是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士兵扶住他，差一点就又会摔倒。
“怎么的？不来了吗？”一个士兵对着朗巴莱讥讽地挤着眼，说。
“咳，傻瓜！你胡说些什么！乡巴佬，真是个乡巴佬，”大家齐声责备那个开玩笑的士兵。大家围着朗巴莱，把他抬起来放到由两个士兵手拉手形成的“担架”上，把他抬到屋子里去了。朗巴莱搂住一个抬着他的士兵的脖子，悲怆地说：
“Oh，mesbraves，oh，mesbons，mesbonsamis！Voilàdeshommes！oh，mesbraves，mesbonsamis！”①他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把头靠在一个士兵的肩头上。
这时，莫雷尔坐在火边最好的地方，士兵们围着他。
莫雷尔是一个矮小敦实的法国人，他两眼红肿，流着眼泪，军帽上扎一条女人的头巾，穿一件女人的皮袄。他显然喝醉了，他搂着坐在他身旁的士兵，声音嘶哑地，断断续续地唱着法国歌曲。士兵们紧盯住他，捧腹大笑。
“喂，喂，教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学就会，怎么样？
……”莫雷尔搂着的那个滑稽鬼——歌唱家说。
ViveHenriquatre，
Viveceroivailant！②
莫雷尔眨巴着眼唱道。
Cediableàquatre…③
“维哇利咯！维夫，塞路哇路！西传波拉咯……”④那个士兵挥着手，跟着喝，果然跟上了调子。
①法语：哦，好人哪！哦，善心的、善心的朋友们哪！这才是真正的人，我的好心的朋友们。
②法语：亨利四世万岁，万岁，勇敢的国王！
③法语：亨利四世那个魔鬼……
④摹仿法语的发音。
“好家伙！哈—哈—哈—哈—哈！”爆发出一片粗犷的，快乐的哈哈大笑声，莫雷尔皱了一下眉头，也跟着笑了。
“喂，来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Quieutletripletalent，
Deboire，debattre，
Etd’treunvertgalant…①
“调子也合得起，喂，快点，快点，扎列塔耶夫！……”
“克由……”扎列塔耶夫用力唱出来。”克—由—由……”他使劲噘起嘴唇，拉长了声音唱道。“列特里勃塔拉，吉—布—吉—巴，吉特拉哇嗄拉！”②他唱道。
①法语：他有三套本领：喝酒，打仗，还有当情夫……
②摹仿法语的发音。
“好哇！跟法国人唱的一样！啊……哈哈哈哈！怎么样，你还要吃一点吗？”
“给他点稀饭；饿过了头是一下子吃不饱的。”
又给他送来稀饭，于是莫雷尔吃了第三碗。年轻的士兵们都看着莫雷尔，脸上露出快乐的微笑。年长的士兵认为干这种无聊的事有失体面，他们躺在火堆的另一边，时而用臂肘支起身子微笑着看一下莫雷尔。
“他们也是人哪，”一个裹着大衣的士兵说，“就是苦蒿也是从自己的根上生长的。”
“哎哟，老天爷，老天爷！满天星斗，密密麻麻，天还要更冷……”一切都静了下来。
星星好像知道现在谁也不去看它们，在黑暗的天空中欢闹起来，它们忽明忽灭，忽而颤动，它们互相之间正忙着说些快乐而又神秘的悄悄话。
法国军队按照准确的算术级数递减、融解。曾被大量描绘过的强渡别列济纳河一役只是消灭法国军队的诸多战役之中的一次战役，而绝非决定性的一次战役。如果在过去和在现在要大量地描绘别列济纳河一役，那么，这只是因为，从法国人方面来说，在此战役之前，法国军队是被逐步消灭的，而这一次，在别列济纳河的破桥上，突然成群地被歼在顷刻之间，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悲惨景象。从俄国人方面来说，大量地议论和描写别列济纳河战役，只是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彼得堡制定了一项计划（也是普弗尔制定的，即在别列济纳河设下战略陷阱，要生擒拿破仑）。大家确信，一切都准确地按计划行事，因而坚持认为，正是强渡别列济纳河导致法国军队的覆灭。
实际数字证明：事实上，强渡别列济纳河法国人在武器和人员方面的损失比在克拉斯诺耶战役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
强渡别列济纳河战役唯一的意义是，这次行动确切无疑地证明，所有切断敌人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主张的唯一可行的行动方式——只在敌人后面跟踪追击，是完全正确的。法国的乌合之众在逃跑过程中不断加快逃跑速度，为了能逃到目的地而竭尽了全部力量。法国人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没命狂奔，要挡住他们的逃路是不可能的。与其说是强渡，还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情形证明了这一点。当桥倒塌时，徒手的士兵们和在法军输重队中的莫斯科的居民和一些带着小孩的妇女们，都因受惯性的影响，停止不下来，涌到船上和冰凉的河水中。
这种愿望是合乎情理的。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境遇都同样糟糕。每一个遭难的人，要是落在自己人中间，还可以指望伙伴们的帮助，在自己人当中还可以占有一定的地位。要是投降了俄国人，他虽然还是处在同样的遭难的境地，但是在分配生活必需品时，他必然会低人一等。法国人不需要知道，他们有一半的人已当了俘虏的确切消息。尽管俄国人相信他们不至于被冻死、饿死，对这么多俘虏，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法国人已感觉到这种状况只能是这种样子。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军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人，对俘虏也都是爱莫能助。俄国军队也正在经受着那种毁灭了法国人的灾难。不能从饥饿的士兵手中拿走他们自己也正需要的面包和衣服，去给那些已经无害、也不可恨、也没有罪、然而却已是无用了的法国人。有一些俄国人是这样做了，但是这仅仅是一些极个别的，例外的情况。
慢了则必死无疑；希望在前面。只有破釜沉舟，除了集体逃跑，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于是法国人就竭尽其全力集体逃跑。
法国人越是逃跑下去，其残余部队的处境越悲惨，尤其是在根据彼得堡的计划所寄予厚望的别列济纳战役之后，更加如此；俄国军官们互相责怪，特别是责怪库图佐夫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他们认为，彼得堡的别列济纳计划如果失败，必然归咎于库图佐夫，因而对他的不满、轻视和讥笑将愈来愈激烈。自然，轻视和讥笑是以恭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库图佐夫无法质问他们责怪他什么和为什么责怪他。他们在向他报告和请他批准什么的时候，谈话极不认真，做出履行一种痛苦的手续的样子，而在背后却挤眉弄眼，他们时时处处都尽量欺骗他。
正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所以这些人就认为跟这个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谈的；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们计划的深刻含意；他要对自己的关于金桥啦和不能率领一群乌合之众打到国境界以外去啦等类似的空话（他们认为这些仅仅是空话）给予回答。但是，所有这一切，他们早都从他那里听到过了。他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待给养，士兵们没有靴子，都是如此简单，而他们的建议才是复杂而明智的，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经又老又糊涂，而他们却是没有当权的天才统帅。
特别是在卓越的海军上将的军队和彼得堡维特根施泰因的英雄军队会师之后，这种情绪和参谋部的流言蜚语都达到了顶点。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他只好叹口气，耸耸肩膀。只有一次，就是在别列济纳战役之后，他生了气，他给独自向皇帝密奏的贝尼格森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因你的旧病复发，见此信后，请阁下即刻前往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在打发走贝尼格森之后，接着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十月革命前沙皇之弟、兄·孙之封号——译者注）来到了军队，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来库图佐夫把他调离军队。现在大公来到军中，他告诉库图佐夫，皇上对我军战绩不大，行动缓慢不满意，皇上打算最近亲自到军队中来。
库图佐夫是一位在宫廷里和在军队里都有丰富经验的老者。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本年八月违背皇上的意愿而被选为总司令，也就是他把皇储和大公调离军队，也还是他，凭着自己的权力，违背皇上的旨意，放弃了莫斯科，如今的这个库图佐夫立刻明白，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完结了，他手中的这种虚假权力已不复存在。他明白了这一点，还不仅是依据宫廷中的态度。一方面，他看得出，他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因而他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正在此刻他感到他那衰老的身体已十分疲惫，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驻维尔纳——他听说的“亲爱的维尔纳”。库图佐夫曾两次担任过维尔纳总督。在华丽的、战争中保持完好的维尔纳城，库图佐夫除了找到他久已失去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之外，还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和对往事的回忆。于是，他突然抛开他对军队和国家的一切忧虑，尽可能沉浸在平稳时，原先习惯的，在他周围尽量保持宁静的生活，好像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与他毫无关系。
奇恰戈夫——一个最热衷于切断和击溃战术的人——，奇恰戈夫，他最先要到希腊、然后要到华沙进行佯攻，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去派他去的地方，奇恰戈夫，他以敢于向皇上进言而闻名的人，奇恰戈夫，他自以为库图佐夫受过他的好处，这是因为在一八一一年他被派去与土耳其媾和，他背着库图佐夫，当他确信，和约已经缔结，于是在皇上面前承认，缔结和约的功劳属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一位奇恰戈夫第一个在维尔纳库图佐夫将进驻的城堡门前迎接他。奇恰戈夫身着海军文官制服，腰佩短剑，腋下夹着帽子，递给库图佐夫一份战例报告和城门的钥匙。奇恰戈夫已经得悉库图佐夫受到了谴责，在一切言谈举止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年轻人对一个昏庸老者那种貌似恭敬的轻蔑态度。
在同奇恰戈夫的谈话中，库图佐夫顺便告诉他，他在博里索夫被抢走的那几车器皿，已经夺回来了，就要还给他。
“C’estpourmedirequejen’aipassurquoimanger…
Jepuisaucontrairevousfournirdetoutdanslecasmêmeoǔ，vousvoudrezdonnerdesdiners．”①奇恰戈夫面红耳赤地说，他想证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因而，他认为库图佐夫对他所说的话很关注。库图佐夫脸上露出了微妙的、能洞察一切的微笑，他耸耸肩膀回答说：“Cen’estquepourvousdirecequejevousdis．”②
①法语：您的意思是说，我连吃饭用的器皿也没有了。恰恰相反，就是您要马上举行宴会，我也完全能够提供出全部餐具。
②法语：我只是要说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维尔纳，库图佐夫违背皇上的意志，他把大部分军队阻留在这里。据库图佐夫周围的人透露说，他这一次在维尔纳逗留期间，他的精神显得疲惫不堪，体力十分衰弱。他不愿意去过问军队中的事情，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的将军们去办，他整天过着闲散的生活，等待着皇上的到来。
皇帝率领着侍从——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孔斯基公爵、阿拉克契耶夫等等，在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一日抵达维尔纳，乘坐他的旅行雪橇直接驰往城堡。虽然天气严寒，百多位将军和参谋人员穿着全副检阅服装，还有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都在城堡门前等候。
一位信使坐着一辆三匹浑身汗湿了的马拉着的雪橇，在皇帝尚未到达之前急速来到城堡，他高声喊道：“圣驾到！”于是科诺夫尼岑跑进门厅，向在门房小屋内的库图佐夫通报。
一分钟后，老人肥胖、庞大的身驱摇晃着走出门廊，他身穿大礼服，胸前挂满胸章，腰间缠着一条绶带。库图佐夫头戴两侧有遮檐的帽子①，手里拿着手套，斜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来到街面上，他手上拿着准备呈送给皇帝的报告。
①这种帽子原名“三角帽”，亚历山大时代改为两个遮檐。戴时遮檐可前后，可两侧。
人们跑来跑去，悄声说话，只见一辆三马雪橇飞奔而来，于是，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那辆渐渐驶近的雪橇，坐在雪橇上的皇帝和沃尔孔斯基的身影已清晰可见了。
由于积五十年之经验，眼下所有这一切使这位老将军惊惶不安；他谨慎小心地拍打了一下衣服，整了一下帽子；就在皇帝下了雪橇，抬起眼睛看他的这一刹那间，他强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呈了上去，开始用他那缓慢的、均匀的、令人喜欢的声音说起话来。
皇帝用迅速的目光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是，他立刻控制住自己，向前紧走了几步，伸开双臂，抱住了老将军。仍然是由于长时间内所养成的习惯的影响，或者是由于他内心思想的关系，这种拥抱果真对库图佐夫又起了作用，他感激涕零。
皇帝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问好，然后再一次握住老将军的手，和他一道走进城堡。
当皇帝同老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皇帝对追击的迟缓，对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所犯的错误表示不满。皇帝把自己要把战争打到国境界以外的意图告诉了库图佐夫，他既不作辩解，也不发表意见。他现在脸上的表情，也就是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聆听皇帝命令时的那种顺从的、毫无意义的表情。
当库图佐夫从书房走出来时，他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步履蹒跚，他经过大厅旁边时，有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阁下。”有一个人喊他。
库图佐夫抬起头，对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看了好一阵子，伯爵手托银盘站在他的面前，库图佐夫好像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突然间，他似乎想起来了；有一丝几乎看不出的笑容从他的胖脸上一闪而过，他恭敬地俯下身子拿起了那件东西。那是一级圣乔治勋章。
第二天，在元帅府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御驾亲临。库图佐夫被授予一级圣乔治十字勋章；皇帝给了他最高荣誉；然而，皇帝对这位元帅的不满意已尽人皆知。礼节是必需遵守的皇帝做出了第一个范例，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老人犯了错误，什么用处都没有了。库图佐夫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吩咐在皇帝经过的舞厅入口处，把缴获的军旗丢掷在皇帝的脚下，皇帝不悦地皱了一下眉头，嘴里咕噜着，有的人听到他说“老滑头”。
皇帝在维尔纳期间对库图佐夫更加不满，这特别因为库图佐夫明显地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理解未来战役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对召集到御前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仅拯救了一个俄罗斯，而且还拯救了整个欧洲。”大家在当时已经听懂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不愿意理解这一点，他公开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新的战争不但不能改善俄国的地位和增加俄国的荣誉，而且只能损害她的地位和按照他的见解，降低俄国现在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他努力向皇帝证明征召新兵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讲述了人民的困苦，还谈到有可能遭到失败，等等。
一位元帅怀有这种心情，自然只能是当前战争的一个障碍。
为了避免和老头子发生冲突，办法是有的：就像在奥斯特利茨对付他和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那样，不惊动他，也不宣布要把他的军权交给皇帝本人。
为此目的，逐渐改组司令部，库图佐夫的一切实权都没有了，转移到皇帝手中。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都被委以他任。大家大谈元帅身体太差，元帅本人也为健康而苦恼。
为了把他的地位交给另外的人，他就得健康不佳。实际上他的健康也确实不佳。
库图佐夫从土耳其到彼得堡财政厅征召自卫队，然后到军队里去，当时需要他，所以他这样做在当时是自然的、简单的、逐步的；可是现在库图佐夫演完了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符合要求的人来取代他的地位，这同样是自然的、逐步的、简单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了俄国人所珍视的民族意义之外，还有另外的意义，即对欧洲的意义。
因为由西而东的民族大迁移，就应当有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移，对这场新的战争，需要一位新的活动家，他应有与库图佐夫不同的品质、观点，为另外的动机进行活动。
为了由东而西的民族大迁移和为了恢复各国的边界，亚历山大一世是那么需要他，正如为了拯救俄国的光荣而需要库图佐夫一样。
库图佐夫不理解欧洲、均势，以及拿破仑都意味着什么。他不能理解这一点。在敌人已经被消灭，俄罗斯已获得解放，并且达到了光荣的顶峰，一位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一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除了一死之外，再没有别的了。于是他死了。
皮埃尔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他作俘虏时，身体饱受痛苦和紧张，只有当这种痛苦和紧张过去之后，才尤其觉得是那样沉重。在从俘虏营中被释放出来之后，他来到奥廖尔，第三天他打算去基辅，可是生了病，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说，他的病是胆热引起的，他凭医生给他治疗、放血、服药，他终于恢复了健康。
皮埃尔自从获救一直到生病，在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差不多没有一点印象，他依稀记得灰色的、阴沉的、时而下雨、时而下雪的天气，内心的苦恼，腿部和腰部的疼痛；对于人民的不幸和痛苦还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他还记得军官和将军们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他十分忧虑，他为寻找马车和马匹而东奔西走，主要是，他还记得在当时他已经没有思索和感觉的能力了。他在获救的那一天看见了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也就在那一天，他获悉安德烈公爵在波罗底诺战役后只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的罗斯托夫家中去世。也就在那一天，杰尼索夫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皮埃尔，他们在谈话中又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当时皮埃尔只觉得奇怪。他感到，他无法了解所有这一切消息的意义。他在当时只急于要快一点离开这些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去到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在那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休息一下，思索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知道的所有的一切新奇的事情。但是，他刚一抵达奥廖尔，就生病了。皮埃尔病中清醒过来时，他看见他跟前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向居住在叶利茨的皮埃尔庄园。听说皮埃尔获救并且生了病，特地前来照顾他的。
皮埃尔在健康恢复期间，才逐渐地摆脱掉他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习惯了的印象，又重新习惯于：明天再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会夺走他那张温暖的床铺，他一定能够得到午餐、茶和晚餐。但是，有一段很长时间，他在睡梦中看见自己在俘虏营中的生活。皮埃尔也逐渐地明白了他从俘虏营中出来之后所听到的那些消息：安德烈公爵去世，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一种快乐的自由感觉——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后的第一个宿营地第一次尝受到那种为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完全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感觉，在皮埃尔整个恢复健康期间充满了他的灵魂。使他感到惊夺的是，这种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内心自由，而现在仿佛外界的自由也已经过多地、慷慨地出现在他的周围。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他提出任何一点要求；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派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所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前对于亡妻的思虑一直折磨着他，现在没有了，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啊，多么好啊！多么妙啊！”当人们把一张摆上芳香扑鼻的清炖肉汤的桌子安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或者当他在夜晚躺在柔软、清洁的床上的时候，或者当他回想起他的妻子和法国人都已经没有了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多么好啊，多么美妙啊！”
于是，他按照老习惯，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往后又怎么样呢？我又怎么办呢？”他立刻自己回答了自己，“没有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多么美妙啊！”
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代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被寻找的人生的目的，在他并非现在才偶然地不存在的，也并非在此时此刻陡然间消失的。但是，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可喜的、自由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就是他的幸福。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章制度，或者是某种言论，或者是某种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它的。这种有目的的寻求只不过是去寻求上帝罢了；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既不是靠语言，也不是靠推理，而是靠直观感觉认识到了保姆老早就已经给他讲过的那个道理：上帝就在你的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在当俘虏时认识到，在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迈过周围人们的头顶向远方望过去，其实用不着睁大眼睛向远方望过去，只要看看自己跟前就行了。
他先前无论怎样都没有本领看到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东西。他仅仅感觉到，他应当存在于某一个地点，于是他便去寻找它，在一切靠近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中，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用一具幻想的望远镜装备自己，并用它去瞭望遥远的空间，他觉得隐藏在远方云雾中的渺小的，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不过是由于看不真切罢了。他过去就曾觉得欧洲的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在他认为自己软弱的那一段短暂的时刻里，他的智慧也曾深入到那个远方，他在那里看见的仍然是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了，因此，为了看见它，为了享受一下这种观察，他自然而然地抛弃那具他一直用来从人们头顶上看东西的望远镜。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①
①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皮埃尔在表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外表上他和先前一个样。他完全和从前一样，心不在焉，他好像所关心的并不是眼前的一些事情，而是他自身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他过去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之间所不同的是：先前，当他忘记了眼前的事情和人们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总是紧锁着自己的眉头，好像是他想看清楚而又不能够看得清楚的，那种距离他很遥远的某种东西。现在他仍然是不记得人们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记得在他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现在他带着看不出的好像是嘲讽的微笑注视着他面前的东西，倾听着人们对他所说的话，虽然他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很明显地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事情。从前，他虽然显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避着他。可是现在，在他的嘴角边上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好像是在问：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到满足？只要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
从前，他一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表现得慷慨激昂，他只顾自己说，很少听别人说的话；现在他不太热中于这种谈话而且还善于听人家说话，因此人们也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
这位公爵小姐从来都不喜欢皮埃尔而且对于他特别反感，自从老伯爵去世之后，她就感到自己应当感谢他。使她烦恼和惊奇的是，在她低达奥廖尔作短暂的逗留之后，她原本打算表明，虽然他忘恩负义，而她仍然认为有责任照料他，公爵小姐很快就感觉到，她喜欢皮埃尔。皮埃尔从不去讨公爵小姐的欢心。他只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去观察她。最初，公爵小姐觉得，在他投向她的目光中有一种冷漠的和嘲笑的表情，因而，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其他人的面前一样，表现得十分拘束，只显露出她在生活中的好斗的一面；而现在则又相反，他好像在探索她灵魂深处隐藏的东西；她开头不信任他，而后来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他表露出她性格中善良的方面。
即使是一个最狡猾的人，也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获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就能呼唤起她对最美好的青春的回忆和对青春的热爱。而在当时皮埃尔的一切狡猾只在于在这一位凶狠的、无情的，有其所特有的傲慢的公爵小姐身上唤醒人类的感情，他也以此为乐罢了。
“是的，他只要是不受坏人的影响，而是在像我这样的人的影响之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对她自己这样说道。
在皮埃尔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为他的两个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所发觉。他们发觉他随和多了。捷连季常常帮他脱下衣服，把衣服和靴子拿在手上，向他问过晚安，而又迟迟不肯离开，想看一下老爷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皮埃尔看得出来，捷连季想和他聊一聊，皮埃尔多半要把他留下来。
“呶，给我讲一下……你们是怎样弄到吃的东西的？”他问道，于是捷连季就讲起莫斯科的毁灭，讲起已去世的老伯爵，就这样，他手上拿着衣服，在那里一站就站很长时间，有时他也听皮埃尔讲述他的故事，然后，他怀着主人对他的亲切和他对主人的友好感情回到前厅。
给皮埃尔治病的医生每天都要前来给他诊病，虽然，这位医生按照一般医生的习惯，认为自己要做出每一分钟对于遭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样子来，然而，就是他常常在皮埃尔那里一坐就要坐上几个小时，讲述他自己所喜欢的一些故事和他对一般的病人，尤其是女病人的脾气的观察。
“是的，跟他那样的人谈谈是一桩乐事；他和我们本省的人不一样，”他说。
在奥廖尔有几个被俘的法国军官，这位医生带来了其中一个年青的意大利军官。
这位军官经常到皮埃尔那里去，公爵小姐常常取笑这个意大利人对皮埃尔所表露出来的那些温情。
看来，这个意大利人只有在他能得以去皮埃尔那里并且能够和他交谈，他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向皮埃尔讲述他的过去，讲述他的家庭生活，讲述自己的爱情和向他发泄他对于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慨。
“假如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能多少有点像您这样，”他对皮埃尔说，
“C’estunsacrilègequedefairelaguerreàunpeuplecommelevotre，①法国人使您遭受了那么多的罪，而您甚至并不仇恨他们。”
①同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罪过。
现在皮埃尔已经赢得了这个意大利人满腔的热情，这只不过是由于他唤醒了他的天良——灵魂中的优秀品质——并且他已经欣赏灵魂中的这种优秀品质。
皮埃尔在奥廖尔逗留的最后一些日子，有一位他的老会友维拉尔斯基伯爵——就是一八○七年介绍他参加共济会支部的那个人，前来看望他。维拉尔斯基伯爵与一个富有的俄罗斯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在奥廖尔省拥有几所大庄园，他在本市的军用粮站找到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
维拉尔斯基获悉别祖霍夫在奥廖尔之后，虽然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很熟悉，但是维拉尔斯基在会见他时所表现出来的友谊和热情，就好像是在沙漠中人们相遇时那样。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很寂寞，他能够遇到和自己同属于一个圈子，同时他又认为在兴趣上和自己相同的人，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使维拉尔斯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已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他自己在内心中已断定皮埃尔已经陷入淡漠和利己主义之中。
“Vousvousencroutez，moncher．”①他对他说。尽管维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在一起较之以往觉得更加愉快，他每天都要到皮埃尔那里去。而皮埃尔现在看维拉尔斯基和听他说话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前也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奇怪和难以相信。维拉尔斯基是一个已结了婚的，有妻室的人，他忙于料理妻子的事情、自己的公务和家庭的事务。他认为，所有这一切事务，实质上是人生的障碍，这一切都是卑鄙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军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济会的问题，都继续不断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而皮埃尔并不力图去改变他的观点，也不加以指责，而是带着他现在常有的那种平静的、快活的嘲笑欣赏这种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现象。
①法语：你太消沉了，我的朋友。
皮埃尔在他和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他所遇见的所有的人的友谊交往中，有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觉和去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每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在以前曾经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过，而如今却成为能同情别人和激起兴趣的一种基础。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观点不同，甚至于观点完全相反，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引起他显现出嘲讽的、温和的微笑。
在一些实际问题上，皮埃尔现在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到自己对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见，而这是从前所没有的。原先，每一件金钱问题，特别是像他这样十分富有的人所常常遇到的那样，当有人向他乞讨金钱时，总使他感到进退两难，没有一点办法应付，心中焦急不安。“是给呢还是不给？”他自己问自己。“我很有钱，而他正需要钱。但是还有别的人更需要钱。可谁是最迫切需要的呢？也许他们俩是一对骗子吧？”从前，他对这样一些问题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只要他有钱就给，谁向他要，他就给谁，都给。过去，每当遇到有关财产方面的问题时，有的人说，应当这样办，而又有人说，应当那样办，而他呢，同样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现在，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所有这一切问题上他不再是犹豫不决和焦急不安了。现在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审判官，按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则决定，哪些事情应当做和哪些事情不应当做。
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什么事情是不应当去做的。这个新审判官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对付一个被俘虏来的法军上校向他提出的请求：这位上校在皮埃尔那里讲述了他的许多功绩，末了，他差不多是正式向皮埃尔提出请求，向他要四千块法郎，寄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尔没有费丝毫力气，也并不紧张，一口就回绝了他，事情一过，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种事要是在过去好像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一道难题，却原来又是那么简单，那么轻而易举。在拒绝了那位上校的要求的同时，他又打定主意在离开奥廖尔时，必须使用点计巧，以便要那个意大利军官能收下他一些钱，看来，他显然是需要钱用的。皮埃尔在处理他妻子的债务和是否要修复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的问题上，再一次证明了他对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确实有了主见。
他的总管来到奥廖尔见他，于是皮埃尔和他一道对已经变化了的收入作了大致的计算。按照总管的估计，在莫斯科大火灾中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万卢布。
这位总管为受这些损失，对皮埃尔加以安慰，他向皮埃尔算了一下账，他说，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如果他拒绝偿还公爵女儿欠下的债务，他本来就没有偿还这些债务的义务；如果他不去修复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这些建筑物除了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的巨额支出外，什么收益也得不到，这样，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
“是的，是的，这是真的，”皮埃尔高兴地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一切我都不需要了，我因为破了产还变成一个大富豪了。”
但是，在一月份萨韦利伊奇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讲述了莫斯科的情况，还讲述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所做的预算，他在讲述这些事情时就好像是在讲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似的。在此期间，皮埃尔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的来信。在这些信中都提到了他妻子所欠下的债务。于是皮埃尔决定：总管提出来的，令他如此高兴的计划是不正确的，他必须亲自去彼得堡处理好妻子的一切后事；必须去莫斯科修缮好房屋。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毫不含糊地知道，应该这样去做。由于他的这一决定，使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去做；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维拉尔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商定一同前往。
皮埃尔在奥廖尔的整个康复期间，亲身体会到自由和生活的乐趣；然而，当他在旅行途中置身于自由天地时，看见了数以百计的陌生人的面孔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在整个旅途中间，他感受到就像小学生在放假期间的那种高兴。所有的人：赶马车的车夫、驿站看守人、大路上的或村子里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在他的这些话只能使皮埃尔更加高兴。维拉尔斯基的眼中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比欧洲落后，还要加上愚昧无知，维拉尔斯基的眼里所看见的是死气沉沉的地方，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支持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并不去反驳维拉尔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说的话似的（这种违心的同意是为了避免发生无谓的争论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他面露出一种快乐的微笑，倾听着他的谈话。
很难解释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蚂蚁从被毁坏的巢穴中匆匆忙忙的出来，有一些拖着细小颗粒的食物、蚁卵和死蚁的尸体从巢穴中出来，另外一些又返回巢穴——为什么它们互相冲撞、追逐、厮杀，与此相似的是，令人同样地难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俄国人民在法国人撤退之后，又在那块从前被叫作莫斯科的地方聚集起来。然而，与此相类似的是，当我们观察在被毁坏了的蚁穴周围散布的蚂蚁时，虽然蚁穴已完全被毁坏，但是，从挖洞的昆虫那种毫不松懈、充满活力和无限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营造蚁穴的全部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是非物质的东西，却依旧存在着，——莫斯科的情形正是这样，十月间，虽然没有政府，没有教堂，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财富，没有房屋，然而依然是八月间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非物质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依然存在着。
莫斯科在肃清了敌人之后，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个人动机——最初大多数人怀着一种野蛮的兽性动机，从四面八方拥入莫斯科。只有一种动机是人们所共有的，那就是赶快到那个从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去到那里从事自己的活动。
过了一周以后，莫斯科已有居民一万五千人，两个星期以后，就有了二百万五千人了，以此类推。这个数字不断地增加了又增加，到了一八一三年秋天，就超过一八一二年的人口数量了。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莫斯科附近村庄的农民和从莫斯科逃出后隐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居民。进入被破坏了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已被洗劫之后，他们也开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情。农民们把装载东西的马车赶到莫斯科来，以便把丢弃在莫斯科被毁坏了的房屋内和大街上的一切东西都运回到乡下去。哥萨克们把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运到他们的营房里；原先的房主们把他们在别人的房子里发现的任何东西统统搬走，他们谎称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财产。
但是，紧接着第一批抢劫者进城抢劫之后，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然而，随着抢劫者的与日俱增，要想抢到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并已形成了一些更加确定的方式。
法国人在占领了莫斯科之后，虽然发现莫斯科已经是一座空城，但仍具有一个有机地、正常地生活过的城市的一切组织形式，它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和手工业，有奢侈品，有政府管理机构和宗教团体。这些机构虽然完全瘫痪了，然而它却依然存在着。这里有商场、小铺子、商店、粮店、集市——大部分都还存有货物；这里有工厂、作坊；有富丽堂辉的宫殿和巨贾权贵的府第；这里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法国人占领的时间越久，这些城市生活组织形式就被消灭的越多，最后，变得一塌糊涂，遭受劫难之后，呈现成一片死气沉沉的废墟了。
法国人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久，莫斯科的财富遭受的破坏就越严重，抢劫者的力量也就损失得越多。而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的首都之后，开始了俄国人自己的抢劫，这种抢劫越是继续进行，参加抢劫的人就越来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反倒恢复得越快。
除了抢劫者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受好奇心的驱使，有的为了政府的公务，有的为了个人打算：房产主、僧侣、大大小小的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就像血液流入心脏那样涌进莫斯科。
一个星期之后，那些赶着载货的空大车以便把东西运走的农民，被政府当局扣留了下来，迫使他们把城里的死尸运到城外去。另外的农民在听到伙伴们在城内抢不到东西时，他们就把粮食、燕麦、干草运到城内，他们互相压低价格，把价格压得比从前还要低。农村里只能干粗木工活的木匠，为了多挣点工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莫斯科，一时间，到处都在建造木头房子，修理被大火烧焦的房子。商人们搭起棚子开始营业。饭店和旅店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营业。神甫们在许多未遭受火灾的教堂里恢复了做礼拜。施主们捐助教堂里被抢劫走的东西。官员们在小屋子里安放了铺上粗呢子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高级官员和警察负责分配被法国人抢劫所剩下的财物。那些从别人家搬来很多东西的房主们抱怨说，把东西都搬到克里姆林宫大厅多棱宫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说，法国人把抢去的东西集中堆放，因此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法国人存放东西的房主是不公平的；人们咒骂着警察又对警察行贿；对被烧掉的一般的东西作出高出十倍的估价，要求政府给予补偿，拉斯托普钦伯爵又来写他的告示了。
一月底，皮埃尔来到莫斯科，他在一间未被大火焚毁的厢房住了下来。他拜访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和几位已返回莫斯科的熟人，他打算第三天动身去彼得堡。大家都在庆祝胜利；大家都欢迎皮埃尔，都希望见到他，都想向他详细打听他的所见所闻。皮埃尔觉得，他对所有他遇见的人都怀有特别的好感；然而，他现在不由自主地对所有的人都保持了警惕，以免使自己受到牵连。他对大家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不管是重要的还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他想住在哪里？他是否要建房子？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能不能帮忙带一个皮箱？——他都回答：“是的，可能，我想，等等。”
他听说罗斯托夫一家在科斯特罗马，然而他却很少想到娜塔莎。如果说他曾想到过她，那也只是对一件久远往事的愉快回忆罢了。他感到自己不仅摆脱了世俗的琐事，而且也摆脱了那种他好像心里觉得是自作多情的意境。
在他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三天，他在德鲁别茨科伊家获悉，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皮埃尔常常想到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临终的那些日子，而此时此刻又生动地再现于他的脑海中。吃午饭时他得知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住在弗兹德维仁卡街她的一幢未被烧掉的住宅里，他当天晚上就去拜访了她。
在前往拜访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路上，皮埃尔不停地思念安德烈公爵，想着他和公爵的友谊以及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会见的情景，特别是在波罗底诺的最后一次相见的情景。
难道他是在他当时所处的十分痛苦的心境中去世的吗？难道他在临终前还没有提示出人生的真谛吗？皮埃尔想。他回想起了卡拉塔耶夫，想到他的死，不由自主地把这两个如此不相同的人加以比较，他们竟如此之相似，这是因为他对两个人都怀有爱慕的心情，两个人都在这世上生活过，两个人都死了。
皮埃尔怀着极其严肃的心情乘车去老公爵家。这所住宅还算完好，但仍然有遭受破坏的痕迹，而从外表上看，还是老样子。一个神情严峻的老侍者出来迎接皮埃尔，好像要使客人觉得：虽然老公爵已去世，家规依然没有改变，他说，公爵小姐已经回房去了，只在星期天才接见客人。
“请通报一下，可能会接见的。”皮埃尔说。
“是，您老，”侍者回答道，“请到肖像室①稍候。”
①肖像室是贵族家庭悬挂祖辈肖像的房间。
几分钟后，侍者和德萨尔走了出来，德萨尔向皮埃尔转达了公爵小姐的邀请，她很高兴见他，如果他能够原谅她的失礼，请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
在一间点着一只蜡烛的不太高大的房间里，公爵小姐和一位身着黑色布拉吉的女人坐在一起。皮埃尔想起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身边常有女伴相陪，但是，这些女伴都是些什么人，皮埃尔不知道，也记不得了。“这是一个女伴。”他向身着黑色布拉吉的女人看了一眼，在心中想到。
公爵小姐立即起身迎接并伸出了手。
“是啊，”在他吻了她的手之后，她仔细端详皮埃尔那张已改变了的面庞，她说，“我们这不是又见面了，他在临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经常谈到您。”她说这些话时把目光从皮埃尔移到面容羞涩的女伴身上，女伴的羞怯表情使皮埃顿时吃了一惊。
“得知您平安无恙，我十分高兴，这是很久以来我们接到的唯一的好消息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又不安地向女伴看了一眼，并且想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打断了她的话。
“您可以想象得到，有关他的情况，我连一点都不知道，”他说，“我还以为他是阵亡的。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人，从第三者的口中得知的。我知道他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人……多么巧的命运啊！”
皮埃尔说得又快又兴奋。他看了一眼那个女伴的脸，他看见，她以特别表示关切的、迥非寻常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是在交谈中常可见到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得这个身着黑衣的女伴是一个可爱的、善良的、顶好的人，她不会妨碍他和公爵小姐推心置腹的交谈。
然而，当他的最后一句话提到罗斯托夫一家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上表现出更加困惑不解的表情。她再次把视线从皮埃尔身上移到身着黑衣的女士的脸上，她说：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她了吗？”
皮埃尔又一次看了一下那个女伴的苍白的、瘦削的、有一双黑眼睛和奇特嘴唇的面孔。从她那极为关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含有一种亲切的、他久已遗忘的、十分可爱的神态。
“不、不，这不可能，”他想。“这不是一张严肃、瘦削、苍白、显得老了一些的面孔吗？这不可能是她。这只是相似罢了。”然而，此时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娜塔莎。”于是，那张眼神极为关切的面孔，困难地、吃力地，好像一扇生锈的门被打开了似的，露出了笑容，从这敞开的门里突然散发出一阵芳香，令皮埃尔陶然欲醉，这是他久已忘却的、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芳香四溢，香气袭人，皮埃尔整个身心被这种芳香所包围，被完全吞没。当她莞尔一笑时，已经不再有什么怀疑了。这正是娜塔莎，而他爱着她。
在刚刚开头的一瞬间，皮埃尔不由自主地对她——玛丽亚公爵小姐，主要还是对他自己，诉说了他自己也不清楚的那个秘密。他由于高兴和一种异乎寻常的痛楚把脸涨得通红。他想掩饰住自己的激动。然而他越是想掩饰它，就越是更明显——比最明确的语言更为明确地对他自己、对她——玛丽亚公爵小姐诉说了，他爱着她。
“不对，这太出乎意料之外。”皮埃尔想到了。然而，在他刚刚想继续跟玛丽亚公爵小姐谈刚才已谈开了头的话题时，他又向娜塔莎看了一眼，他的脸更加被涨红了，他的心情既万分激动，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说的话已经语无伦次，话还没说完就说不下去了。
皮埃尔开头没有注意到娜塔莎，那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这里见到她，但是他随后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来，那是因为自从他上一次见到她之后，她的变化确实太大了。她消瘦了，面容变得苍白了，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他没有认出她来的原由：当他刚进屋子时认不出她来，是因为先前，从她的这张脸上，从她的眼睛里，总可以看到那隐露出对人生的欢乐的微笑，而现在，当他刚进屋第一眼看见她时，连这种微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只有一对专注的、善良的和哀伤的探询的眼睛。
皮埃尔的窘态并没有使娜塔莎惶惑不安，她脸上只显露出一丝不容易被人觉察的愉快神情。
“她是来这里做客的，”玛利亚公爵小姐说，“伯爵和伯爵夫人近几天内就要到来，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而娜塔莎本人也需要延医诊治，他们强迫她和我一起来的。”
“是啊，难道有哪一个家庭能免遭不幸的吗？”皮埃尔转过脸对着娜塔莎说。“您要知道，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看到他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娜塔莎望着他，她把眼睛睁得更大更亮，以比作为她的回答。
“还能说出什么可以安慰的话和还能想出什么值得安慰的事呢？”皮埃尔说。“什么也没有。为什么非要让那么可爱、生命力那么旺盛的孩子死去呢？”
“是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很难活下去……”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是的，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皮埃尔赶忙接过去说。
“为什么？”娜塔莎聚精会神地盯着皮埃尔问道。
“怎么——为什么？”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只要想到那等着我们的……”
娜塔莎不等听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话，又用试探的目光望了一眼皮埃尔。
“那是因为，”皮埃尔继续说道，“只要你相信有一个能主宰我们的上帝，才能忍受像她的……您的这样的损失。”皮埃尔说。
娜塔莎刚刚张嘴想说话，但是突然停住了口。皮埃尔赶忙掉转身子，又一次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询问起他的朋友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那一段时光的情况。皮埃尔的窘困和局促不安现在已几乎完全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他先前的完全自由的感觉也消失了。他感到，现在有一位法官监督着他的一言一行，而这位法官的裁决对于他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人的裁决都更加珍贵。他现在一说话，就立刻会考虑到他的话会给她造成什么印象。他并不说一些故意使她欢喜的话；
但是，他无论说什么话，他都要以她的观点来评判自己。
这种情形像以往那样，玛丽亚公爵小姐不太乐意地讲述她见到安得烈公爵时的情形。但是，对皮埃尔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那异常不安的眼神和他那激动得发抖的面孔，渐渐地迫使她说起那些对她自己来说连想都不敢想的详情细节。
“是啊，是啊，是这样，是这样……”皮埃尔边说边向玛丽亚公爵小姐俯过身去，全神贯注地倾听她的讲述。“是啊，是啊，那么，他平静了吗？变得温和了吗？他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经常寻找一件东西：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也不是出于他自身的原因，那么说，他变得温和了吗？”皮埃尔说。“他见到了您是多么幸福啊！”他突然转向娜塔莎，满含着眼泪望着她，对她说道。
娜塔莎的脸抽搐了一下。她皱起眉头，低垂了一下眼睑，一下子拿不定主见：是说呢，还是不说。
“是的，这是幸福的。”她用低沉的胸音说，“对我来说，这大概是幸福的，”她顿了一顿，“而他……他……他说，他正期待着这个呢，在我刚一进门见到他时，他这样说……“娜塔莎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她双手紧按在膝盖上，脸涨得通红，突然，她明显是在尽力克制住自己，她抬起头，急急忙忙地说道：
“我们从莫斯科出来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敢问及他的情况。索尼娅突然对我说，他要和我们一道走。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不能想象他当时所处的情况，我只想见到他，同他在一起，”她声音颤抖，喘着气说。接着，她不让别人打断她的话，她讲述了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的事情：讲述了她们在旅途中和在雅罗斯拉夫尔三个星期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皮埃尔张着嘴听她讲话，他那满含眼泪的眼睛注视着她。他在听她讲述的时候，既没有想到安德烈公爵，也没有想到死亡，也没有想及她所讲述的事情。在听她讲述的时候，他只有对她在现时讲述这些情况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的同情。
公爵小姐由于强忍住盈眶的热泪而皱紧眉头，她靠近娜塔莎身旁坐着，第一次听到他哥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和娜塔莎的爱情故事。
这个既苦涩又甜蜜的故事，虽然对娜塔莎来说是她所需要的。
她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把一些最详细的情节和内心深处的秘密交织在一起，好像是永远都讲不完的故事。有许多次她把已经讲过的又重复一遍。
门外传来德萨尔的声音，他问，可不可以让尼古卢什卡进来道晚安。
“就这些了，就这些了……”娜塔莎说。在尼古卢什卡进来的时候，她迅速站起身，几乎是朝门口跑过去，她的头碰在挂有门帘的门上，不知道是由于疼痛还是由于悲哀，她呻吟着跑出房去。
皮埃尔望着她跑出去的那扇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把他从恍惚的精神状态中唤醒，让他看一下进来的小侄子。
尼古卢什卡那张脸酷似他的父亲，皮埃尔的心肠变软了，深受感动，他吻了一下尼古卢什卡，就连忙站起身，掏出手帕，走向窗口。他想向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辞，但是她留住了他。
“不，我和娜塔莎有时到凌晨三点钟都还没睡呢；再坐一会，我叫准备晚餐。请下楼吧；我就来。”
在皮埃尔走出房间之前，公爵小姐对他说道：
“这是她第一次讲起他。”
她们请皮埃尔来到一间辉煌明亮的大厅；几分钟后，听见了脚步声，公爵小姐偕同娜塔莎走了进来。娜塔莎的脸上虽然没有笑容，现在又显露出严峻的表情，但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娜塔莎和皮埃尔都同样地感觉到，在进行了一场严肃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都流露着常有的那种局促不安，要继续先前的谈话已经不可能了；谈一些琐屑的事情——又都不愿意，而沉默——又都不愉快，因为大家都还想说，而这种沉默显得有点装模作样。他们默默地走近餐桌，侍者们把椅子拉开又推向前。皮埃尔打开冰凉的餐巾并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抬起眼望着娜塔莎和公爵小姐。显然，她们俩也在同时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在她们俩人的眼睛里都显露出对生活已感到满足的神情，也认定了，除了爱恋，还应当有欢乐。
“您喝伏特加吗，伯爵？”玛利亚公爵小姐说，这句话突然驱散了原先的阴影。
“您也说说有关自己的事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大家都在谈论您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呢。”
“是的，”皮埃尔面带现在已习惯了的微笑，以温和的讥笑口吻回答道。“现在有许多人甚至当着我本人讲些连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梦见过的所谓的奇迹。玛丽亚·阿布拉莫夫娜请我去，她对我讲述了我所遇到的事情，或者是我应当遇到的事情。斯捷潘·斯捷潘内奇也指点我应当怎样对别人讲。总而言之。我发觉，做一个有趣的人是很舒适的（我现在是一个有趣的人）；大家都请我，对我讲述我本人的故事。”
娜塔莎笑了笑，想说点什么。
“我们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拦过去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了两百万。这是真的吗？”
“而我比从前富了两倍。”皮埃尔说，尽管他决心偿还妻子欠下的债务和重建他的住宅，他因此家境已经改变，但他还坚持说他反而比从前富了两倍。
“我确实赢得的，”他说，“那就是自由……”他开始认真地说；但是，他觉察出这个话题太自私，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您要盖房子吗？”
“是的，萨韦利伊奇要这么办。”
“请告诉我们，当你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不是还不知道伯爵夫人已经去世的消息？”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完后，立刻脸就涨红了，她发觉，在他说了他是自由的之后，她的话对于他没有任何意义。
“不知道，”皮埃尔回答道，他显然并不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他提到的自由的理解使他难堪。“我是在奥廖尔听到的，您难以想象，这一消息使我多么震惊。我们并不是一对模范夫妻，”他说得很快，说此话时向娜塔莎看了一眼，他从她的脸部表情发觉，她对他给予妻子的评价十分好奇。“但是她的死却使我非常震惊。两个人吵嘴时，往往双方都有错。而我的过错，在一个已故去的人的面前忽然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死得那么……没有朋友，没有安慰。我非常、非常难过。”他说完后，发觉娜塔莎的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他感到宽慰。
“是啊，您又是光棍一条了，可以另娶妻室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突然脸涨得通红，好一阵子不敢看娜塔莎一眼。当他鼓足勇气看她时，她的脸色冷冰冰的、严肃的，甚至是鄙视的。
“是不是像许多人对我们讲过的。你确实见过拿破仑，还和他讲过话呢？”玛丽亚公爵小姐问道。
皮埃尔哈哈大笑。
“没有，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人们总觉得，当了俘虏的人，就会成为拿破仑的客人。我非但没有见到过他，甚至没听见过有人谈及他。我和所有被俘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处境相当恶劣。
晚饭后，皮埃尔渐渐讲起了他当俘虏的那段经历，这段往事是他开始时极不愿意讲的。
“您留下来果真是为了要刺杀拿破仑吗？”娜塔莎微微一笑向他问道。“我们在苏哈列夫塔遇见你时，我就猜到了；您还记得吗？”
皮埃尔承认确有其事，于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在玛丽亚公爵小姐、特别是在娜塔莎所提问题的引导下，他逐渐详细地讲起了他的冒险故事。
他在开始讲述的时候，带有一种现在对人，特别是对自己常有的一种讥笑的、温和的眼神；但是讲到后来，当他讲到他所看见的恐怖和痛苦的情景时，他强忍住人们在回忆那些感受强烈印象时常有的激动心情，他忘掉了自我，讲得入了神。
玛丽亚公爵小姐面露出温和的微笑，时而看一眼皮埃尔，时而看一眼娜塔莎。她在这一整个故事中所看见的，只有皮埃尔和他的那付善良的心肠。娜塔莎用手支着头，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着，她一刻也不停地注视着皮埃尔，显然，她同他一起感受着他所讲述的故事。不仅是她的眼神，而且还有她的感叹声和简短的提问，都向皮埃尔表明，她从他所讲述的故事，她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正是他想要表达出来的。很明显，她不仅明白了他所讲述的事情，而且还明白了他想表达出来而又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讲到他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而被捕的那个插曲时，皮埃尔是这样讲的：
“这是可怕的场面，孩子们被乱扔，有一些被扔进火堆里……我亲眼目睹一个孩子被从火里拖出来……妇女们的东西被抢走，耳环被扯下来……”
皮埃尔红着脸，犹豫了一下。
“这时来了巡逻队，他们把未遭抢劫的人，所有的农民都捉走了，我也被捉去了。”
“您大概没有把您的经历全告诉我们；您一定做了什么……”娜塔莎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做了好事。”
皮埃尔继续往下讲，当他讲到行刑的时候，他想避开那些可怕的细节；然而娜塔莎要求他不要把任何事情遗漏掉。
皮埃尔开始讲述卡拉搭耶夫的事（他已经从饭桌前站起身，在室内来回不停地走动着，娜塔莎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他站住了。
“不，你们很难理解，我从这个目不识丁的，过于忠厚的人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不，不，您说，”娜塔莎说。“他现在在哪里？”
“他差不多是在我面前被打死了。”于是皮埃尔开始讲述他们撤退的最后一些时日的情况，讲述了卡拉塔耶夫的病和他被枪杀的情景（他的声音不停地颤抖着）。
皮埃尔在讲述那些历经危险的故事时，好像他从来还不曾回忆过这些事情。他现在仿佛看见，他所经历的事情有了新的意义。现在，当他把这一切讲给娜塔莎听的时候，他感受到女人在听男人讲话时给人一种少有的愉快，——愚笨的女人在听别人讲话时，做出好像是全讲贯注在倾听的样子，或者干脆把人家对她所讲的都死死记住，用这些来充填自己的头脑，一遇有机会就学舌一番，或者把人家对自己讲过的话和在她们那知识贫乏的头脑里想出来的自以为聪明的言辞，赶快告诉别人；而现在这种快乐，却是一位真正的女人所给予的，这种女人善于选择和吸收那种只有男人身上才具有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娜塔莎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她是那样全神贯注；无论是一个字、声音的颤动、眼神、面部肌肉的每一颤动、以及每一个姿势——所有这些，她都不让漏过。她在揣测皮埃尔内心活动的秘密意义时，能一下猜出对方没有说出来的话，并把他们纳入她那开阔的胸襟。
玛丽亚公爵小姐领会他的故事，她同情他，但是，她现在看见了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她看到了在娜塔莎和皮埃尔之间存在着有爱情和幸福的可能性。而这个第一次闯入她头脑的思想，使她从心底感觉得高兴。
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侍者们表情严峻、忧郁，他们进屋更换了蜡烛，可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
皮埃尔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娜塔莎圆睁着一对明亮亮的、兴奋的大眼睛，仍然痴呆呆地盯着皮埃尔，就好像想要弄明白他似乎有可能还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皮埃尔有点局促不安，他感到幸福，又有点羞怯，不时看上她一眼，他想说点什么，把话题引开。玛丽亚公爵小姐默不作声。谁也不曾想到，已经快到凌晨三点钟了，该睡觉了。
“大家都说：不幸、苦难，”皮埃尔说，“如果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有人问我：您是愿意还是像被俘之前那样呢，或者是从头把那一切再经历一番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一次当俘虏和只吃马肉了。我们设想，我们一旦离开了走熟了的道路，就一切都完了；可是新的、更好的东西在这里才刚开头。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在前面还有很多、很多。这是我对您说的。”他转过身对娜塔莎说。
“是的，是的，”她回答了一句完全不同的话，她说，“我什么都不希望，只希望把那一切从头再经历一遍。”
皮埃尔凝视着她。
“是的，我再不希望别的。”娜塔莎肯定地说。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皮埃尔叫喊道，“我没有罪过，我活下来了，而且还要活下去；而您也一样。”
娜塔莎突然低下了头，双手捂住脸哭起来。
“你怎么啦，娜塔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含着泪对皮埃尔微微一笑，“再见吧，该睡觉了。”
皮埃尔起身告辞。
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同往常一样，一同走进卧室。她们谈了一会儿皮埃尔听讲述的事情。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谈她对皮埃尔的意见。娜塔莎也没有谈及他。
“好了，再见，玛丽，”娜塔莎说，“你要知道，我常常害怕，我们要是不谈他（安德烈公爵），好像是我们唯恐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这样就把他淡忘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深深地叹了口气，这种叹息声表明了娜塔莎的话是对的；然而，她所说出来的话又不同意她的意见。
“难道当真能忘记吗？”她说。
“我今天痛痛快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了；我的心情既沉重又痛苦，然而却感到痛快，非常痛快，”娜塔莎说，“我确信，安德烈公爵确实爱他。因此我才讲给他听……我也没有对他讲什么，是吗？”她突然红了脸，她问道。
“是皮埃尔吗？噢，没有什么，他这个人太好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你要知道，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了顽皮的笑容，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她脸上好久都没有看到过这种笑容了。“他已经变得是那么干净，那么光彩，那么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从精神上来说，他就像刚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的确如此。”
“是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变得多了。”
“那一身短礼服和剪短了的头发，的确像刚从浴室出来……爸爸往往……”
“我明白，他（安德烈公爵）从来没有像喜欢他那样喜欢过别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是的，他和他各有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说，各有其特点的两个男人容易交成朋友。这个话应该是有其道理的。他们两人之间在任何方面都不相似，不是吗？”
“是的，他太好了。”
“好了，再见。”娜塔莎说。那顽皮的微笑，好像久已遗忘了似的，长时间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皮埃尔在这一夜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卧室内来回走动着，忽而皱紧眉头，深入思考什么为难的事情，突然耸动双肩，浑身打战，时而又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想到了安德烈公爵，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他们的爱情，他时而嫉妒她的过去，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又为此而原谅自己。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他仍然一直在卧室内来回踱着步。
“呶，到底该怎么办才好；非这样办不行吗？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就是说，应当这样办。”他自言自语地说，于是匆匆脱去衣服，上床睡了，他感到幸福和激动，无忧无虑。
“既不管这种幸福多么奇特，也不管这种幸福多么不可能，为了和她结为夫妇，我都要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他自言自语道。
皮埃尔早在几天之前就决定星期五动身去彼得堡。他在星期四早上醒来时，萨韦利伊奇进来向他请示收拾行李的事。
“怎么，去彼得堡？彼得堡是什么？谁在彼得堡？”他不由自由地问道，虽然他是在问自己。“噢，是的，好像是好久以前，还在这件事尚未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的确打算过要去一趟彼得堡，”他回忆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我要去。他是一个多好的人，多细心，把一切事情都记得那么清楚，”他望着萨韦利伊奇那苍老的脸，“他的微笑多么愉快！”他想。
“萨韦利伊奇，你怎么一点都不想自由呢？”皮埃尔问。
“大人，我为什么要自由？老伯爵在世的时候——愿他升入天堂，现在和您生活，侍候您，从未受到虐待。”
“那，你的孩子们呢？”
“孩子们都还过得去，大人；跟上这样的主人是可以活下去的。”
“可是，我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皮埃尔说。“我突然结婚了……要知道这是很可能的事情。”他不由得微笑着补充说道。
“我斗胆说一句：这是好事，大人。”
“他把这件事想得那么容易。”皮埃尔想。“他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有多么危险。太早或者太晚……可怕！”
“您还有什么吩咐？明天是否动身？”萨韦利伊奇问。
“没有什么了，我要推迟一点。我到时候再告诉你。你原谅我给你添麻烦了，”皮埃尔说，他望着萨韦利伊奇的笑脸，想道：“可是多么奇怪，他竟然还不知道，现在谈不上什么彼得堡，他还不知道，当务之急是对那件事做出决断。或许，他确已知道，而只是佯装做不知道罢了。要跟他说一下吗？他是怎样想的呢？”皮埃尔想。“算了，以后再说吧。”
吃早饭的时候，皮埃尔告诉公爵小姐，他昨天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遇见了——你猜猜看——谁？遇见了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听后的神情显露出，她看不出来这个消息比皮埃尔见到安娜·谢苗诺夫娜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您认识她吗？”皮埃尔问。
“我见到公爵小姐了，”她回答道，“我听说过，有人给她和小罗斯托夫做媒呢。这对罗斯托夫家可是一件大好事，听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不，您认识罗斯托娃吗？”
“我那时只是听到了这件事，真可惜。”
“对的，她现在还不明白，或者是佯装不知道，”皮埃尔这样想，“最好也不告诉她。”
公爵小姐同样也为皮埃尔准备了路上用的食品。
“他们全都那么厚道，”皮埃尔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事情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兴趣，然而他们却都做了，大家都是为了我；真令人吃惊。”
这一天，警察局长也来见皮埃尔，请他派人到多棱宫去领回今天就要发还给原主的东西。
“这个人也是这样，”皮埃尔望着警察局长的脸想道。“多么可爱、多么漂亮的军官，多么善良！现今还管这种小事情。还有人说他不廉洁，贪图享受。真是一派胡言！可是，他为什么不贪图享受？他就是那样教育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干的。他在看我时，微笑着，显得那么善良，那么令人愉快。”
皮埃尔去玛丽亚公爵小姐家吃午饭。
他乘车驰过大街，街道两旁是被大火焚毁的房屋，这些废墟的美令他十分惊奇。房屋的烟囱、断壁残垣，在被大火焚烧过的市区内延伸着，相互遮掩着，此情此景，简直是莱茵河和罗马大剧场的遗迹活生生地再现于眼前。他所遇见的马车夫们、乘客们、做木框架的木匠们、女商贩和店老板们，所有这些人，都表现得很欢快，容光焕发，他们都瞧着皮埃尔，仿佛在说：“瞧，这就是他呀！那就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吧。”
在走进玛丽亚公爵小姐家的时候，皮埃尔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怀疑自己在昨天是不是真的到这里来过；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见到过娜塔莎，并且和她谈过话。“或许是自己的虚幻的梦觉吧，有可能我进屋去之后什么人都见不到。”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房间的时候，在一瞬间失去了自主，他全副身心都感觉到，她在那里。她是在那里，她仍然着一身带软褶的黑色布拉吉，她和昨天梳着完全相同的发型，然而，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假如他在昨天进来时，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他绝不可能在任何一瞬间能够不把她认出来。
她差不多仍旧是她在孩提时和在后来成为安德烈公爵的未婚妻时地所记得的那个样子。她的眼睛里总是忽闪着一种欢快的、探询的目光；她的脸上总是显露出温柔的和一种奇特而又顽皮的神情。
皮埃尔吃过午饭之后，原打算要坐上一个晚上的；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要去做晚祷，皮埃尔就跟她们一道去了。
第二天皮埃尔很早就来了。吃罢午饭过后，度过了整个晚上。虽然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对她们的客人很明显是欢迎的；虽然皮埃尔的全部生活的情趣现在都集中在这个家庭里，但是，临近黄昏时，他们已经把所有要谈的话都交谈过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不断地从一件琐屑的事情跳到另一件琐屑的事情上，而且谈话也常常中断。这天晚上皮埃尔一直坐到很晚，以致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不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明显，她们期待着皮埃尔是不是能够早点离开。皮埃尔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不能离开。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局促不安，依旧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因为他不能站起来，不能离开。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她第一个站起来，声明自己头痛，起身告辞了。
“那么，你明天动身去彼得堡？”她说。
“不了，我不去了，”皮埃尔以惊奇的神情，好像抱屈似的急急忙忙地声明。“不去了，去得堡？明天；我还不打算辞行，我还要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的，”他站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说，他的脸涨得通红，却并不离开。
娜塔莎把手伸给他，然后走出了房间。玛丽亚公爵小姐却相反，她非但不离开，反而坐进圈椅里，她那忽闪忽闪的、深沉的目光严肃地、凝神地注视着皮埃尔。很明显，她在此之前曾明显表露出来的困倦。现在已经完全一扫而空了。她深深地长叹一声，似乎准备和他作一次长谈。
娜塔莎一离开房间，皮埃尔的惊慌不定和尴尬表情立刻完全消失了，而代之以一种急切的、兴奋的心情。他连忙把一张扶手椅移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身边。
“是的，我想对您说，”他好像是对她的话作出的回答，又好像是对她的眼神作出的回答，他说，“公爵小姐，帮帮我的忙吧，我应当怎么办呢？我还能有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您听我说呀。我全都明白了。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我知道，现在还不能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做她的兄长。不是，我所指的不是这个……我不想，不可能……”
他顿了一顿，用双手揉了揉眼睛，搓了一下脸。
“可真是啊，是这样的，”他继续说道，很明显，他在尽力控制住自己，尽可能地把话说得有条有理。“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了她的。然而，我只爱她一个人，我这一生也只爱她一个人，没有她，就很难设想我将怎样活下去。在目前，我还没有决定向她求婚，但是，一想到或许有一天她可能成为我的妻子，而我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机会，是多么可怕。请告诉我，我能有希望吗？请告诉我，我要怎么办才好，亲爱的公爵小姐。”他说，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因为她没有作出回答，他就碰了一下她的手。
“我正在考虑您对我说过的话呢，”玛丽亚公爵小姐回答道。“我要对您说的是这样的，您是对的，您现在就向她表示爱情……”公爵小姐停住嘴。她想说，现在向她表示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因为最近三天来她看出娜塔莎突然变了，假如皮埃尔现在向她倾吐爱慕之情，娜塔莎不但不会感到遭受屈辱，而且她正希望这样呢。
“现在向她表示……不行。”玛丽亚公爵小姐终于说。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您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皮埃尔直盯盯地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眼睛。
“好吧，好吧……”他说。
“我知道她爱……她会爱您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纠正了自己的话。
她的这些话还没有说完，皮埃尔就跳了起来，惊惶不定地抓住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认为我有希望吗？您认为？！
……”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您给她的父母亲写封信。您就交给我吧。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她。我祝愿这件事能圆满成功，我的内心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一定能成功。”
“不，这件事不可能成功！我多幸福啊！但是，这件事不可能成功……我多幸福啊！不，不可能成功！”皮埃尔吻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说道。
“您到彼得堡去吧；这样更好些。我给您写信。”她说。
“去彼得堡？去那里？很好，我一定去。那我明天还可能再来吗？”
第二天，皮埃尔来辞行。娜塔莎不像前几天那样活泼；但是，在这一天，皮埃尔有时看一下娜塔莎的眼睛，他觉得，他自己正在融化，无论是他，或者是她，都不再存在了，只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难道这是真的吗？不，这不可能。”他自言自语道，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他的心充满了欢乐的激情。
当他向她告别的时候，他握住她那瘦瘦的、纤细的手，他不由自主地把她的手久久地握在自己手中。
“难道这手、这脸，这双眼睛，所有这与自己不相同的所有女性美的珍宝，这一切都将永远属于我，就像是我对我自己的一切那样习以为常？不，这不可能！……”
“再见，伯爵，”她大声对他说，“我一定等待着您。”她又低声补了一句。
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以及在说这句话时的那种眼神和脸上的表情，都成了皮埃尔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无穷无尽的回忆、释念和对幸福的向往。“我一定等待着您……是的，是的，她怎么说来着？是的，我一定等待着您。啊，我是多么幸福啊！这是怎么搞的，我多幸福！”皮埃尔自言自语道。
皮埃尔现在的心情，与他在向海伦求婚时的处境虽然相似，但心情却完全不同。
他从来不愿意重复他当时带着一种病态的羞愧心情对海伦说出的那些话，他不会对自己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说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说‘Jevousaime’①？”相反，他现在重复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既不添加一个字，也不减少一个字，在他头脑中像过电影似的，详细地回顾了她的表情和她的微笑，他现在所想的只是不停地重复。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连一丝一毫怀疑的影子也不存在了。只有一团可怕的疑云不时在头脑中掠过。所有这一切莫非是在做梦吧？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弄错了吧？我是不是太自负，或者是太自信了呢？我有信心；可是突然之间说不定会发生这种事：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了她，她一定会微微一笑，回答她说：“真是太奇怪了！他多半是弄错了。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嘛！可是我呢？……我则完全不同，我是另一种人，高尚的人。”
①法语：我爱您。
只有这团疑云常常在他的脑海中掠过，他现在也还没有制定任何计划。他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幸福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他只要能够得到它，往后就不再会有什么事了，一切都圆满告终了。
一种令人喜悦的、意外的疯狂支配着皮埃尔，而这种喜悦和疯狂是他从前不认为自己也会有的。人生的全部意义，不仅对于他一个人，而是对整个世界来说，他觉得只在于他的爱情，只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候，他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的未来的幸福而奔忙。有时候，他又觉得，所有的人都同他一样高兴，只不过他们尽力掩饰这种高兴，假装他们的兴趣在其他方面罢了。他把人们的一言一行都看作是对他的幸福所作的暗示。他经常以他那意味深长的自己感到幸福的目光和微笑（似乎他们之间已有默契），使遇见他的人感到吃惊。但是，当他明白了人家可能尚不知道他的幸福的时候，他就十分可怜他们，并且想对他们加以解释，他们所忙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无足轻重的一些小事罢了。
当人们建议他出来做点事，或者当人们讨论某种公共的、国家的事情和战争时；人们认为某件事这样或那样的结局将决定大家的幸福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温和的、同情的微笑聆听着，并且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使同他说话的人感到惊奇。皮埃尔觉得，那些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也就是懂得他的感情的人，以及那些显然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在这一时期里，所有的人，他觉得都被他的光辉感情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
他在处理亡妻的事务和一些文件的时候，除了惋惜她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现在所知道的幸福之外，对亡妻竟然没有丝毫怀念之情。瓦西里公爵现在由于已经谋得一个新官职和获得了几枚勋章，特别骄傲，而在皮埃尔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可怜的老头子。
皮埃尔在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一切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仅不放弃这些对人和对事物的观点，而且恰恰相反，每当在他的内心产生某种怀疑和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助于在那段狂热时期所形成的看法，而这个观点永远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可能，”他想，“我在当时的确显得有点稀奇和古怪；然而，当时我并不像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狂热。正相反，我在当时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聪明，更能够看清楚一切事情，只要是在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全都了解了，因为……当时我是幸福的。”
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发现被他称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的时候，才爱他们，而现在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地爱人们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自从皮埃尔走后的那第一个晚上，当娜塔莎带着一种快乐的、讥讽的微笑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真的像是刚从浴室内走出来一样，穿着常礼服，头发剪得短短的，从这一刻起，在娜塔莎的心中却有某一种隐蔽的，甚至连她自己本身也莫明其妙的，又难以克制的东西苏醒了。
所有的一切：面孔、脚步、目光、声音——她的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都完全改变了。就连她自身也感到意外的东西——生命的力量以及对幸福的渴望，都浮升到表面上来了，而且渴望予以满足。从第一天晚上起，娜塔莎好像把她自己以往的所有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从此之后，没有一次埋怨过自己的处境，她对过去哪怕是一个字也从不提及，她已经不害怕制订未来的美好的计划了。她很难得谈到皮埃尔，每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在她的眼睛里久已熄灭了的那种亮光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她的嘴唇咧着独特的微笑。
在娜塔莎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最初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吃惊；但当她明白了这种变化的意义时，这一变化使她感到痛心。“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情就那么淡漠，这样快就把他给忘掉了。”当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一人在忖度娜塔莎所发生的这种改变时，她在内心里这样想。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生的气，也不责备她。在娜塔莎身上洋溢着的一种复苏的生命力，十分明显地，是无法遏止的，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以致使她在娜塔莎的面前觉得她没有任何权利哪怕是只在内心里去责怪她。
娜塔莎以全部身心和所有的真诚沉湎于这一新的感情之中，她并不想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悲哀，而只有高兴和快乐。
那天夜间，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和皮埃尔谈过话之后回自己的房间时，娜塔莎在房门口迎着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翻来覆去地说道。娜塔莎脸上露出欢喜的、同时又是怪可怜的、为这种欢喜请求原谅的表情。
“我原本想在门口听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
对于娜塔莎看她的那种眼神，尽管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非常理解，已经非常感动；尽管娜塔莎那激动的样子确实令人同情；然而，娜塔莎所说的话，在最初的一刹那间仍然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屈辱。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忧郁的、有几分严肃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动身去彼得堡；娜塔莎吃了一惊。
“去彼得堡！”她重复说，似乎没有听懂似的。但是当她一看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忧郁的神情，就猜到了她难过的原因，她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生怕会做出傻事来；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爱。”娜塔莎细声说。
“那你哭什么？我为你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由于她流了泪，她已经原谅了娜塔莎的快乐了。
“这不会很快了，总有这么一天。你想一想，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给尼古拉，那该是多幸福啊！”
“娜塔莎，我不是求你别谈这个吗？咱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他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说，她连忙自己作出了回答：“不，不，应该去……玛丽，你说是吗？应该去……”
尾卷
第一章
一八一二年来到了，然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汹涌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已经平静了。它似乎沉默下来，但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这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了解），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但人类却像不断前进的时间一样，继续向前迈进。人们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建立了，又解散了。国家的建立和解体以及各个民族的迁移的种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急遽地冲击；但它却在海水的深处汹涌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过来卷过去；现在他们仿佛停留在原处，只是在漩涡里打转。原先，这些历史人物领导着军队，发布命令，宣战、出征、会战，藉之以击退民众运动；而现在却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条约来击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机遇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乃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多说，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另一种情况呢？
历史告诉我们：“机遇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遇？什么是天才？
机遇和天才并不表示任何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想，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遇。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特殊的单独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到特殊的单独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特殊的偶然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就会立刻看到，那头养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起码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我们只有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屠杀事件；还有，西方向东方进军，东方向西方进军，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两个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偶然性来解释促使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发生变化的那些琐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些琐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去空想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地、更细致地和更彻底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
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对付东方军队的庞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在进行其军事活动时，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具有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的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谎本领、华而不实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丧失斗志、孩子般的冲动鲁莽和盲目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他到处碰到的都是所谓的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势。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未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未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去成。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军欧洲①。
①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这个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
正在此时，又竟无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让他远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这时，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不战而降，最轻率的军事命令却取得了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竟使自己相信，认为这么干很好，很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但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末日已到；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这些毫无意味的话本来可能送掉他的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这时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他们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结果既不能保住政权，也不能将拿破仑置之于死地。
机遇，成千上万个机遇，赐给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协助他确立这个权力。机遇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机遇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机遇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遇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且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杀害公爵。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力地使群众信服他有权有势。机遇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这个意图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马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遇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仅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除外），尽管原先对他的罪行怀有恐惧和厌恶，现在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自封的称号，承认了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地增强和壮大，好像是在估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以便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联队同中欧各国的人丁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军事领袖制造舆论、进行辩护的势力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运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价。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都立刻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要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准备让他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的矛头指向东方，并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偶然和天才消失了，出现了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底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以及焚烧莫斯科之火。同时，天才也不见了，代之以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逃跑了，不停地往回跑，一逃再逃，如今一切机会和偶然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了。
自东向西的一次逆向的军事行动现在发动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五年、一八○七年、直到一八○九年也有自东向西的同样行动的尝试，也同样组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也有中欧各国的参与，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行动的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惜。但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偶然机会又出现了。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奸诈，受到无情的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让他管辖小岛，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的波涛在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儿，并且以为是他们平息了军事活动。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各国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风浪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旧来自运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手段，没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遇，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自己演出的悲喜剧，在已经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看作是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使你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这些行动的威力搞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都无法了解这一点。
至于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逆向军事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有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挡住别人、领导这自东向西的军事活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各项事务的关心，不是为微利所蒙蔽的关心，而是长远的关心；他需要在精神上超越于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私仇。所有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本人经历的无数偶然机会所造成的：譬如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的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就能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他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求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求福利，而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拟订出儿戏般的虚假计划，扬言如他掌握政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到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这种权力，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的权力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让我经常想到上帝和自己灵魂的纯洁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整的球形体，同时又是非常庞大的以致于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宇宙整体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他就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繁衍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考察植物的迁移，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个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难以解释清楚，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别祖霍夫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就像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垂下他那老年人的头，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好像正在期待和乞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有时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预订午宴和晚宴的酒席，显然是想装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感染人，反而使熟悉他和喜爱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下来，同时抱怨，说他感到寂寞、烦闷。几天后，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开始，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已自知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每次夫人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的主要罪过——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涂敷圣油仪式后，他平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内，挤满了亲朋好友，向死者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悔恨和内疚的心情，仿佛向谁作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伯爵此时死去，是在他的经济情况步入山穷水尽之地，已无法想象是否能再熬上一年的时候。正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弄清楚了。虽然谁都知道伯爵负债累累，这些零星债务的数额之大令人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上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孝子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劝告，毅然承担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生性善良，人缘较好，债主们慑于他那种难以捉摸的强大影响，以前一直不好开口，如今却蜂拥而至上门要债。就像一般情况那样，债主们争着首先得到债款，像米坚卡等持有赠予期票的人，现在就成为讨债最急的人了。那些原来可怜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就算受过损失）的人，现在却不肯放宽尼古拉的还债期限，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现在也毫不留情地向那个显然没欠他们帐却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人逼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种获得成功，地产以半价卖出去了，但仍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他认为欠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款，他为了不致为余下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以此威胁他），他只有重新去任公职。
虽然重返军队可以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她生活中唯一的倚靠，抓住他不放。因此，尽管他不愿留在莫斯科熟人中间，尽管他讨厌文职工作，他还是在莫斯科找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就脱下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太了解尼古拉的困境。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但竭力掩饰他的窘境，尼古拉的处境特别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而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十分穷困。伯爵夫人简直无法想象如果缺乏她从小过惯的奢侈环境怎样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有多艰难，还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时而要马车去接熟人（此时他们家已没有马车了），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为娜塔莎、索尼雅和尼古拉买一件他们意想不到的高级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内心中对她的嫌恶，帮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经济上的窘迫。尼古拉因索尼娅尽心尽力照顾母亲，对她感激不尽。他赞赏她的耐心和忠诚，却竭力疏远她。
他在心里责怪她，好像就因为她十分完美，几乎无法责怪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惜的品德，可是就缺少使他爱的东西。他觉得他越是赞赏她的为人、她的品德，就越是爱不起来。她过去在信中写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就给忘记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尼古拉的处境每况愈下。从薪金里攒点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攒不了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又借了几笔小债。他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劝他娶一位有钱的姑娘，他颇为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母亲去世，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没有任何心愿，不抱任何希望，在逆境中不发牢骚，没有怨言，而在内心深处却享受一种忧郁而严峻的欢乐。他竭力避开过去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帮助。他摆脱一切娱乐消遣，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和母亲玩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竭力保持忧郁的心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受他的处境。